• <menu id="ucwus"><menu id="ucwus"></menu></menu>
    <nav id="ucwus"></nav><menu id="ucwus"><tt id="ucwus"></tt></menu>
    <xmp id="ucwus">
  • 長安評論網

    加入收藏|設為首頁
    您現在的位置:首頁 >> 文藝前沿 >> 內容

    “歷史是精神的蒙難” ——對當下文學史思維的思考

    時間:2017/5/24 12:19:36 點擊:

    在我們這個時代,所有的智性、藝術或道德活動都為歷史化這一

    意識掠奪性地占有。……一百多年來,歷史化觀點一直占據著我們

    理解一切事物的中心。也許它一度不過是意識的邊緣抽搐,現在卻變成

    一種巨大而無從控制的姿態——一種讓人類得以不斷保護自己的姿態。

    ——蘇珊•桑塔格 [1]


        “假如沒有文學史……”,陳平原先生做出這一假設的目的是為了“認真思考‘文學史’的生存處境和發展前景”,進而“直面如何進行有效的‘文學教育’這一難題”[2] 。 但這一目的是否可以實現呢?正如他苦心孤詣地追懷古往今來的“文學課堂” [3]也不可能為文學找到恰當的教育方式一樣,“假如沒有文學史”的假設也絕不可能讓我們真正反思我們的文學史思維的弊端和困境,因為這樣的假設以及由此展開的學術路徑仍舊在“歷史化”的巨大陰影中。對于一個文學研究者而言,甚至對于所有和文學相關的主體而言,“假如沒有文學史”是一個根本無法直面的根源性問題,這一假設的后果絕不會僅僅是陳平原先生歸納總結的“知識破碎”、“誤入歧途”、“固執己見”等淺表性的困境,而是很可能從根基處摧毀這個看起來龐大、合理的文學學術體系及其建構的各種形式的認同機制。毋庸諱言,假如沒有文學史,我們很可能就一無所有了,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在歷史有選擇的庇護下發言,離開這種庇護我們就會失語,或者我們根本不具備離開這種庇護的勇氣……


        

        自1980年代“重寫文學史”、1990年代文學研究的文學史轉向以來,關于文學史書寫的問題就一直是現當代文學研究界一個聚訟不已、爭論不休的焦點,整個過程紛亂、迅疾和嘈雜,各種文學史著述和文學史理論模式層出不窮,但爭論的結果卻不是一個清晰又多元的文學史共識的形成,也缺乏真正典范性的文學史書寫模式的確立,暴露的更多的是權力、意識形態、制度和話語的諸種動機的交錯和紛爭。當然,百舸爭流的多元化趨向的確激活了文學史想象的空間,也激發了更多的創造活力對文學史的梳理和闡釋,但眾聲喧嘩、動情互喊的背后卻是日益嚴重的文學史想象與文學認同的危機,而且這一危機又是以陳陳相因、機械重復的文學史寫作、文學學院化和學術化生產的虛假繁榮為表象。究其原由,似乎是“顛覆”、“重寫”、“重建”、“重構”、“重返”等文學史思維還沒有實現它反復闡釋和標榜的目標,似乎已有的文學史觀、文學史理論、文學研究的范式及其相應的“成果”還遠沒有窮盡文學“歷史化”的可能性。而實際上在筆者看來,迄今為止的文學史思維仍然嚴重地受制于單一的、干癟的、抽象的“歷史意識”才是造成目前混亂局面的最大原因;或者更明確的說,文學史作為一種試圖兼顧“歷史”和“文學”的書寫形態和思維方式,其臃腫的“歷史”(包含各個領域、學科的多種歷史話語,它們仍舊處于不斷的膨脹和擴大中)早已構成了對“文學”的絕對性的壓制、不可逆的傷害。文學史的歷史動機對藝術本能的壓抑已經形成了一種不可遏制的宏大態勢,而且確立了牢不可破的合法性和話語權力,結果所造就的“文學的人”多是一些塞滿了客觀化知識、對藝術缺乏必要的感應能力而對各種虛假的確定性越來越狂熱的“知識庸人”。1990年代以后,隨著知識生產的膨脹和歷史再現功能的強大與多元,它們對文學的纏繞形成了主體表達觀點和立場的合法性障礙,更“謹慎”、更“規范”、更有“學理性”、更符合“歷史事實”等歷史化束縛,表面上是一種學術建構的合理性渴求,實際上完全可以歸結為主體在“行動”和言說上的怯懦與延宕。文學史研究激發的對歷史的考古沖動,把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徹底表面化和庸俗化了,所謂重新再現和挖掘的文學的歷史細節、片斷、斷裂性,及其對它們的重讀、重述都沒能成為揭示權力壓迫的破壞性力量,僅僅構成一種空洞、抽象和宏大的知識圖景,反而成為主體與文學本能的創新意志和反抗沖動的消解性力量。

        文學史從最初民族國家想象的繼承物,到知識分子價值選擇的隱匿形態,再到學科知識整合的虛妄的建構模式,它所形成的文學史思維越來越成為文學的異己化、敵對化力量,越來越顯現成為人的“行動”和文學創新的政治障礙;之所以是一種政治障礙,乃是它作為一種障礙根本上來源于一種政治性限制,作為特殊的權力形態,它根本上也是政治權力的世俗模式的復制與延續[4] 。因為文學史早已不僅僅是一種文學研究的范式,它所激發的文學史思維作為尼采或桑塔格所說的人的“第二本性”的顯現,已經固化為整個文學創作、文學傳播和文學研究的精神基礎;它與歷史的過度關聯也已經把主體從文學的虛假在場那里更逼真、也更隱晦地凸顯出來了,新的主體密切關聯著赤裸裸的現實“政治”;文學史不僅僅是某一學科或學院文學的話語繁衍的場域,同時兼顧著世俗利益再生產的巨大功能,那些不斷累積、重復的文學史思維催生的所謂學術成果,經過諸如“文學史價值”、“學術價值”或“文學價值”等的虛妄認證之后,成為學術群體在世俗法則面前心照不宣的甘于墮落、甘于日益“愚蠢”化的集體“游戲”的遮羞布。文學史思維的蔓延在文學的自由追求的層面上導致了一場場災難,但在另外的更多的層面上也成為了庸碌和麻木的棲居之地、成為多少人追求現實利益的“福祉”。正如尼采的“咒罵”一般:“我受不了那些研究歷史的充滿欲望的閹人,禁欲理想的娼妓;我受不了那些編造生活的蒼白的墳墓;我再也受不了那些萎靡不振的疲憊東西,他們賣弄聰明,帶著一種客觀的眼光。 [5]

       文學史寫作產生于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過程中文學課程的知識需求,在其誕生之初就深深地植根于現代性的民族國家想象和啟蒙的宏大訴求之上,其建構基礎往往是一種明確的歷史觀和歷史態度,而這就導致它不可避免地受制于這一歷史觀背后的意識形態,也不可避免地使之成為一種權力話語。在新文學之初,其歷史還較為短暫,雖然“五四”建構了明確的歷史態度和進化論的歷史觀,但它沒有提供足夠多的“歷史”為新文學史的書寫提供材料、建立基礎,只能以類似為白話文尋找歷史源流等方式來建構自己的文學史想象空間。所以,雖然表面上看新文學是自由的、開放的,但卻不能忽視它的文學想象與生俱來的堅定的歷史視角和建構歷史權力的動機。胡適當時有一段話現在看來意味深長:“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我們至今還不能有一種整個的敘述。為什么呢?第一,因為時間太逼近了,我們的記載與論斷都免不了帶著一點主觀情感的成分,不容易得著客觀的,嚴格的史的記錄。第二,在這短短二十年里,這個文學運動的各個方面的發展是不很平均的,有些方面發展的很快,有些方面發展的稍遲。……所以在今日新文學的各方面都還不會有大數量的作品可以供史家評量的時候,這部歷史是寫不成的。”[6] 從這段話里我們不難看出胡適非常明顯的文學史的表意焦慮,因此他要以絕對“歷史”的態度處理文學史寫作的基礎問題,也即避免“主觀情感的成分”,作為“客觀的、嚴格的史的記錄”,這與后來的文學史寫作力求還原歷史、再現歷史真實的沖動一樣,在文學史寫作的原初動機上置“歷史”于“文學”之上,而“大數量的作品”只是任史家宰割的魚肉。所以說,洪子誠先生在書寫當代文學史時的疑問并不構成一個真問題:“當代文學史研究,我們一開始就會遇到幾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個是對‘歷史’的理解。文學史是歷史的一種分支,首先要面對的是對‘歷史’的理解。第二是文學史究竟是文學還是‘歷史’?這個問題是文學史研究難以回避的。”[7] 事實上,文學與歷史的關聯在文學史的內在結構中根本不是回避不回避的問題,文學史嚴格地受制于歷史,而且最終實現的效果往往既不是“文學的”也不是“歷史的”,既無法成為絕對的“非歷史”的審美對象,又無法成為一部純粹的歷史。或者就如阿瑟•丹托所斷定的:“藝術史就是壓制藝術的歷史”。[8] 如果說胡適在新文學之初還因二十年的歷史太短而無法建構一種文學的歷史體系的話,那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以來,文學史書寫和文學研究所面臨的“文學的歷史”則可以提供足夠多的“歷史”和“文學”了;當然,把它們結構成為一種新的文學史思維的沖動也仍然首先是知識者的歷史沖動,也即新時代知識分子價值立場的新的歷史性定位,只是他們擺脫原有的文學依附于政治意識形態的舊的“宏大敘事”之后要建構起來的新的敘事還要更宏大、更頑固。


        “所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就是由上世紀初開始的至今仍在延續的一個文學進程,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國文學轉變、過渡并最終完成的進程,一個中國文學走向并匯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進程,一個在東西方文化的大撞擊、大交流中從文學方面(與政治、道德等諸多方面一道)形成現代民族意識(包括審美意識)的進程,一個通過語言的藝術來折射并表現古老的中華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嬗替的大時代中獲得新生并崛起的過程。” [9]顯而易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文學史觀與“新文學整體觀”相同,都有一個宏大的歷史觀念作為支撐,都試圖整合一切過去被遮蔽的歷史內容,以此來建立一種新的文學史想象和新的文學史權力機制。其所期待的文學的歷史關聯可謂包羅萬象,不可避免地構成一個龐大的歷史表象,它們對文學的本質上的壓抑是不言而喻的,由此重新建立起來的文學的新的闡釋語境將同時獲得新的選擇、刪改、評判等權力功能。如果說中國文學自現代以來面臨著一個嚴峻的“過度歷史化”的語境,導致綁縛在政治之上的文學的自主性遭到了沉重的打擊和傷害,那么新時期之后的文學史想象則承續了一個“追加歷史化”的功能,把原來的單一意識形態的歷史壓制變成了多重意識形態和歷史內容的壓制,它在恢復某些文學判斷的自主性的同時追加了更多的對自主性的束縛。“研究者精神世界的無限豐富性,必然導致文學史研究的多元化態勢。文學史的重寫就像其他歷史一樣,是一種必然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無限性,不僅表現了‘史’的當代性,也使‘史’的面貌最終越來越接近歷史的真實。”[10] “重寫文學史”和很多新的文學史思維都強調一個共同的“歷史”目的,也就是恢復所謂“歷史的真實”,這幾乎成為一切文學史研究的神學式前提,他們從未把單純地恢復文學的藝術性真實或藝術自由作為想象的最終結果,而總是有著更多的、更突出的文化目的和復雜的文化重構的意圖。但所謂“研究者精神世界的豐富性”、“研究的多元化態勢”、“過程的無限性”并不能如他們承諾的那樣“越來越接近歷史的真實”,因為歷史的真實本身也是一種知識的敘事。用新歷史主義的觀點來說,歷史敘事帶有文學性質,那文學的歷史敘事也就是雙重的文學敘事,根本上無法也沒有必要去承擔再現歷史真實的歷史任務。“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新文學整體觀”和“重寫文學史”都建立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之上,它們試圖以“現代性”的整合價值籠統地打通近代、現代和當代的文學史分期結構,而“現代性”本身作為一種歷史敘事和知識結構就是不穩定的,用一個抽象的概念來整合復雜的文學狀況注定是削足適履的,盡管它能一定限度上釋放原有的被壓抑的想象機制和空間;但另外一方面,在新的概念構筑的二元對立的模式下,又會有另外的文學史空間被壓制、被放逐。不過,我們的文學史思維已經形成了對“一個無生命的、但卻極為活躍的概念和詞語工廠”的依賴,“用概念就像用龍齒一般播種,產生出一些概念龍”,文學研究者們往往“對于自己任何沒有蓋上語詞之戳的感覺都沒有信賴”[11] 。“民間”、“潛在寫作”、“底層”、“打工文學”、“新世紀文學”、“重返八十年代”、“非虛構”等都是這一“概念和詞語工廠”的產品,它們固然能夠發掘新的歷史闡釋和文學闡釋的空間,但本質上仍然是一種歷史性的空間結構,本身是動態的、莫衷一是的。對這些概念的解讀、闡釋,以及由此滋生的學術生產和學術論爭,都不可能是一個知識的清晰和簡化的過程,而最終是文學的歷史關聯和知識關聯無限膨脹的過程,也即歷史性經驗越來越龐大,而文學的自主性也就越來越被一個巨大的網絡束縛住,日益陷入闡釋的知識化纏繞之中。

        1990年代以后,隨著文學史書寫形態的進一步多元化,文學建立歷史性關聯的機會和可能在無限增大,歷史空間被文學史敘事進一步地分隔、搶占,諸如期刊、報紙、社團、作家、作品等等的文學“開礦”行為,或者說是“歷史補缺主義”盛行,觸及的歷史之廣、之深已經逐漸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通過各種抽象的理論建立起的文學的網絡生態也幾乎窮盡了文學與世界發生關聯的一切可能性。文學處于歷史的夾縫之中,用“歷史事實自身說話”的結果多半是尼采所謂的“扎實的平庸”,根本無法對文學的自由屬性構成什么建設性的力量,反而是遮掩了它。因為,“真正的文學研究之所關心的并不是死板的事實,而是價值和質量”[12] ,但“價值”和“質量”在文學史敘事中也往往被粗俗地歷史化為一種客觀的、知識性的虛假言說了。比如,有的論者提出“恢復真正的文學‘原生態’”:“所謂的‘原生態’并不是那種‘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邏輯的延伸,而是盡可能地貼近文學的本來面目。用‘文學的’定語來限定‘原生態’的內涵,即指文學史不是用來敘述非文學因素強加于文學之上的一種‘暴力’的生態,而是文學自身的自由生長的生態系統。雖然在特定的環境下,這種‘自由狀態’通常也是要打引號的,毋寧說是文學為爭取自由生長的狀態更確切些,只有在爭取自由的狀態下,文學才顯示其本來的意義和應有的魅力。這種‘敘述’講述的是文學發展(包含了文學為了發展自身而必要的抗爭非文學暴力)的故事——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才呈現出一種‘原生態’”。[13] “文學的”的“原生態”就和文學的“本來面目”、“本來意義”、“應有的魅力”一樣是模糊不清、眾說紛紜的,最終的結果往往仍舊是“敘述”的疊加及歷史經驗的擴張,或者就如引文所說的,再次成為“強加與文學之上的一種‘暴力’”。在這種暴力的“引誘”和威懾下,文學的自由生長不過是一個敘事的“夢境”。文學的即歷史的,這就是1990年代以來文學史書寫的最終結果,盡管它們仍然處于一個“創新”語境的不斷更新之中,但其最終的效果史仍然只是關聯域的進一步擴大和文學本體的進一步迷失。雖然也有學者試圖為文學史寫作找尋出路和“新”的可能性,但往往都是重復性的、含混的,缺乏有效性和建設性,最終也不過仍舊深陷歷史化的知識性纏繞之中。“事實上,文學史寫作只是一種研究的類型,它是綜合審美研究和歷史知識以后達到的一種新的理論高度和學術境界,它可以為教學服務,但其功能與價值指向遠遠超于教學……它是在一個更為宏觀的意義上引導文學研究工作者來把握個人、文學與時代之間的關系,以探求文學的社會使命與發展規律。所以我想,應該有各種各樣的文學史進入大學的講堂,應該有一種激情,引導我們探索文學發展規律,探索我們今天的文學究竟能表達些什么?應該怎樣來表達?” [14]這樣的一種文學史想象與陳平原先生在“文學如何教育”的范疇中所做的思考一致,都設想了一種理想化的文學史和文學教育的圖景,但這一期許何時能夠實現呢?或者說有無實現的可能呢?在目前這樣一個龐大的歷史化的文學境遇里,真正源出于自由渴求的“激情”或“精神境界”(陳平原)還有容身之處嗎?


       “歷史家與詩人的差別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韻文’;希羅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寫為‘韻文’,但仍是一種歷史,有沒有韻律都是一樣;兩者的差別在于一敘述已發生的事,一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因此,寫詩這種活動比寫歷史更富于哲學意味,更被嚴肅地對待。”[15] 亞理斯多德已經無法想象我們當前的文學態度了,如今,沒有“歷史”視野我們恐怕已經很難來判斷文學的價值了,知識結構而成的“歷史”經驗的豐富程度已經把文學湮沒了。我們對歷史的“熱愛”遠遠超過了對“詩”的熱愛,這無疑是一種文學觀念的巨大倒退。這也許就是尼采所說的,我們在用我們的歷史感培植“錯誤”。“歷史感如果不受約束地起支配作用,并且得出它的一切結果,就會把未來連根拔掉,因為它破壞幻想,奪去現存事物的氛圍,而這些事物只能存活在這氛圍中。歷史學的正義,即便它真正地并且在純粹的意向中得到實施,也是一種可怕的德性,因為它總是銷蝕活生生的東西并使之衰亡:它的裁判永遠都是毀滅。如果在歷史學的沖動背后沒有建設的沖動在起作用,如果破壞和清除不是為了一個已經活在希望之中的未來在騰出的地基上建造起它的房屋,如果只是正義在起支配作用,那么,創作的本能就會失去力量和勇氣。” [16]1990年代以后不可遏制的文學史思維的歷史沖動就是這樣一股歷史學熱病的愈演愈烈,它們很難真正促進人們對文學的自由屬性的本質認同,甚至不會促使人性向審美世界的主動的親近,更多的是把他們引導向一種擁有知識的傲慢和生產知識的無盡的欲望。此一病相關涉到文學研究主體的諸多“非文學”欲望對文學的主動壓制,而且這種壓制的合法化過程也就是主體從對時代精神和社會生活所負有的責任中逃離的過程,文學史書寫則成為這一逃離的隱匿之地。為什么許多中國文學學者的最后志愿是寫一部滿意的中國文學史?或者把寫作可以作為教材的文學史當做“畢生的追求”?陳思和先生是這樣判斷的:“文學史寫作正是因為觸及現代知識分子價值取向轉換以后的潛在欲望與動機,才能對研究者來說成為一件讓人魂牽夢縈的‘壯舉’。”[17] 什么是那些“潛在的欲望與動機”呢?顯然比陳思和先生想象的還要復雜和隱晦,它們無疑深深地關聯于學院學術生產的體制化背景和1990年代以后退回學術之后的主體性怯懦,這一切已經逐漸演化為一種福柯所說的“沉重的政治障礙”。當然,打破這一政治障礙的基礎并不能單純地依賴文學,而是關聯于整個社會的“政治環境”,但文學史書寫和文學史思維的自我反省卻可以通過減少文學的歷史關聯、恢復文學的自由和創造的本能,來為主體建構“非歷史”和“歷史”的自由空間減少障礙。

       總而言之,1990年代以后的文學史思維及其相應的歷史化路徑已經走到了極限,在主體無法實現本質自由的前提下,它只能是歷史、知識及其闡釋化后果的重復累積,作為當前文學學院化和學術化的基礎,它甚至已經到了思考有無必要繼續“創新”、繼續存在下去的地步了。這并不是否定文學史寫作以及文學研究的必要性,也不是否認歷史和歷史化的合法性,而是要強調它們必須給予主體和文學的自由存在以積極的支撐,而不是消極的抑制和束縛。1990年代以來,“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結果就是制造出無數靠鉆進故紙堆尋章摘句以謀生的“冷酷的知識精靈”,而“整個學者和研究者團隊都變成這樣的精靈”將會導致我們的時代“苦于缺乏嚴格而偉大的正義”,“缺乏所謂真理沖動的最高貴的核心” [18]。 畢竟,按照尼采的分析,“歷史學在三個方面屬于生者。它屬于作為行動者和追求者的人,屬于作為保存者和敬仰者的人,屬于作為忍受者和渴求解放者的人。”[19] 所以,我們必須在文學史思維中確立這樣的目標,即讓我們的研究指向“嚴格而偉大的正義”,圍繞著“真理沖動的最高貴的核心”努力成為行動者、追求者和渴求解放者,而不是洋洋自得地滿足于成為一個靠歷史和知識的腐尸謀生的“知識庸人”。也許我們應該牢記別爾嘉耶夫在論述“歷史的誘惑與奴役”時的警告:歷史是精神的蒙難,上帝王國不出現在歷史中。[20] 



                                                

                                                                2013年2月



    作者簡介:何同彬,生于1981年3月,曾為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揚子江》評論編輯部主任。現任《鐘山》雜志社編輯。著有評論集《浮游的守夜人》、《重建青年性》等。


    注釋:

    [1] [美]蘇珊•桑塔格:《“自省”:反思齊奧蘭》,《激進意志的樣式》,何寧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頁。

    [2] 陳平原:《假如沒有“文學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44、45頁。

    [3] 陳平原:《“文學”如何“教育”——關于“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頁。

    [4]  對歷史權力的屈從與對政治、經濟等世俗權力的屈從是一脈相承的,在尼采看來,“誰先學會了在‘歷史的權力’面前點頭哈腰,卑躬屈膝,誰最后就像中國木偶一樣對任何權力點頭說‘是’,不管這權力是一個政府,還是一種輿論,還是一個數量上的多數,并且準確地按照某個‘權力’用線牽動的節拍運動自己的肢體。”《歷史學對于生活的利與弊》,《不合時宜的沉思》,李秋零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頁。

    [5] 劉小楓 倪為國編選:《尼采在西方——解讀尼采》,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98頁。

    [6]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

    [7] 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6頁。

    [8] [美]阿瑟•丹托《藝術的終結》,歐陽英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

    [9] 黃子平 陳平原 錢理群:《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文學評論》1985年第5期。

    [10] 陳思和 王曉明:《關于“重寫文學史”專欄的對話》,《上海文論》1989年第6期。

    [11] 尼采:《不合時宜的沉思》,第234頁。

    [12] [美]R•韋勒克:《批評的諸種概念》,丁泓等譯,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頁。

    [13] 陳思和:《恢復文學史的原生態》,《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

    [14] 陳思和:《漫談文學史理論的探索和創新》,《文藝爭鳴》,2007年第9期。

    [15] [古希臘]亞理斯多德  賀拉斯《詩學  詩藝》,羅念生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頁。

    [16] [德]尼采:《不合時宜的沉思》,第195頁。

    [17] 陳思和:《漫談文學史理論的探索和創新》,《文藝爭鳴》,2007年第9期。

    [18] [德]尼采:《不合時宜的沉思》,第186頁。

    [19] [德]尼采:《不合時宜的沉思》,第150頁。

    [20] [俄]尼古拉•別爾嘉耶夫:《人的奴役與自由》,徐黎明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頁。

    作者:何同彬 來源:80后文學研究與批評
  • 上一篇:涉及一切人的問題
  • 下一篇:沒有了
  • 贵州快三贵州快三平台贵州快三主页贵州快三网站贵州快三官网贵州快三娱乐贵州快三开户贵州快三注册贵州快三是真的吗贵州快三登入贵州快三快三贵州快三时时彩贵州快三手机app下载贵州快三开奖 吉林 | 广元 | 百色 | 伊春 | 邢台 | 保定 | 陕西西安 | 正定 | 南充 | 钦州 | 阳春 | 抚顺 | 燕郊 | 巴彦淖尔市 | 铜川 | 贺州 | 伊春 | 镇江 | 鹤岗 | 龙口 | 福建福州 | 平潭 | 汕头 | 金昌 | 玉林 | 吕梁 | 铜仁 | 大连 | 湘西 | 榆林 | 溧阳 | 张北 | 宜春 | 包头 | 三河 | 单县 | 青州 | 邳州 | 石狮 | 通辽 | 随州 | 新疆乌鲁木齐 | 公主岭 | 亳州 | 漳州 | 澄迈 | 吴忠 | 张家界 | 广元 | 清远 | 武威 | 萍乡 | 滕州 | 普洱 | 海安 | 图木舒克 | 河北石家庄 | 十堰 | 青海西宁 | 吐鲁番 | 阳春 | 鹤岗 | 湘西 | 宣城 | 阿拉尔 | 伊春 | 内江 | 海宁 | 青州 | 如东 | 海北 | 邢台 | 忻州 | 大丰 | 吉林 | 阿拉善盟 | 万宁 | 绥化 | 蓬莱 | 白沙 | 项城 | 锡林郭勒 | 阜新 | 汕尾 | 东方 | 百色 | 海东 | 大庆 | 武安 | 辽阳 | 泗洪 | 安吉 | 孝感 | 铜川 | 昭通 | 包头 | 石狮 | 临沂 | 石狮 | 乌兰察布 | 白沙 | 珠海 | 余姚 | 西藏拉萨 | 大连 | 锡林郭勒 | 台北 | 乌海 | 临沂 | 黄山 | 晋城 | 恩施 | 松原 | 定西 | 铁岭 | 昌吉 | 克孜勒苏 | 宝应县 | 南京 | 诸暨 | 铜陵 | 单县 | 鄂州 | 山南 | 芜湖 | 贵州贵阳 | 灌云 | 大连 | 抚顺 | 瓦房店 | 漳州 | 衢州 | 许昌 | 驻马店 | 迁安市 | 三河 | 东方 | 泗阳 | 喀什 | 嘉峪关 | 赵县 | 德清 | 广州 | 沛县 | 江门 | 大兴安岭 | 巢湖 | 琼中 | 燕郊 | 百色 | 垦利 | 广汉 | 三明 | 雄安新区 | 淮安 | 兴安盟 | 贵港 | 石河子 | 贵州贵阳 | 广西南宁 | 东海 | 商丘 | 宜春 | 安吉 | 北海 | 醴陵 | 潍坊 | 衢州 | 毕节 | 通辽 | 阳春 | 山西太原 | 温州 | 甘南 | 荆州 | 琼中 | 六盘水 | 自贡 | 河池 | 楚雄 | 甘孜 | 鹤岗 | 武威 | 阿拉善盟 | 中卫 | 运城 | 东莞 | 杞县 | 西双版纳 | 株洲 | 乐平 | 乐清 | 新沂 | 那曲 | 黄冈 | 昌都 | 固原 | 临海 | 白沙 | 淄博 | 保山 | 姜堰 | 桐乡 | 瓦房店 | 宜都 | 寿光 | 宁夏银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