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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一切人的問題

    時間:2017/5/24 12:05:25 點擊:

           1922年6月,三十七歲的尼耳斯•玻爾來到德國哥廷根,在那里做了七次關于原子結構理論的演講。此時,離玻爾發表奠定原子結構設想的“偉大的三部曲”,已經過去了整整九年。九年來,“三部曲”經歷了一戰炮火和無數實驗的考驗,已經在科學界廣為傳播。1922年12月,玻爾會因為這個貢獻,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那時,大部分人相信,玻爾掌握著“原子結構的秘密”。“巨頭”來臨,德國各地的教授和學生紛紛趕來聽講,由于盛況空前,這一周,后來被人們稱為“哥廷根的玻爾節”。

           那一年,沃爾納•卡爾•海森伯年僅二十歲,尚未博士畢業,他也隨著導師索末菲來聽玻爾的演講。因為對玻爾第三次演講中的說法不滿意,少年意氣,海森伯便站起來反駁。玻爾警覺地關注到了這個年輕人的批評,盡管這批評還可能有若干瑕疵。散會后,玻爾邀請海森伯一起散步,試圖更為深入地討論。這次哥廷根的山間散步,一直持續了三個鐘頭,海森伯在《原子物理學的發展和社會》中回憶:“這次散步在我的科學生涯中具有極其深刻的影響,或者說我真正的科學生涯是從那天下午開始的。”此后,玻爾和海森伯的導師索末菲聯系,商定海森伯1924年訪問哥本哈根。在那里,玻爾主持的“理論物理研究所”已于1921年落成。這個小小的研究所,因為玻爾過人的魅力,以及諸多才華橫溢的年輕人的加入,很快就將成為量子物理學的“圣地”。

          在這塊圣地,海森伯時斷時續地待到1927年,直到這年10月他到萊比錫大學任理論物理學教授。短短兩三年間,海森伯充分展示了他直趨本質而略過細枝末節的天賦,為量子物理學的進展做出了偉大貢獻。1925年,海森伯、玻恩和約爾丹合作撰寫了著名的“三人論文”,標志著矩陣力學的創立。1927年3月,海森伯提出了著名的“測不準原理”。此后,測不準原理和玻爾的互補理論一起,成了量子力學哥本哈根解釋的中心內容。1933年,海森伯獲得1932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在跟玻爾相處的這段時間里,海森伯不光做出了極端重要的創造性貢獻,還跟玻爾建立了深厚綿長的友誼,他們一起登山,遠足,徹夜長談,不停爭執……這一友誼,持續到后面要重點提到的1941年。

          1938年,德國化學家奧托•哈恩和弗里茲•斯特拉斯曼在實驗室發現了一個特殊的現象,這就是后來被麗絲•邁特納和奧托•羅伯特•弗里什命名的“核裂變”。成果公布不久,全世界的物理學家很快明白了這一發現隱含的驚人意義,“核裂變”除了有助于開發新能源,還可能催生出毀滅性的戰爭武器。20世紀初開始的這段物理學史上的黃金歲月,同時召喚出了一個邪靈,這個邪靈將一直游蕩在物理學,甚至整個人類的上空,對人類歷史產生重大影響。

          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拉開大幕,納粹德國立即著手研究核裂變應用于軍事的可能,邪靈漸漸顯露出它的猙獰面目。因為非凡的物理天賦和崇高的學術地位,海森伯成為德國與武器研發有關的鈾計劃的負責人。與此同時,深知核威力的愛因斯坦上書美國總統羅斯福,提請其注意核武器的進展。1941年,美國政府接管鈾研究工作;1942年,盟國原子彈計劃開始;1944年,玻爾加入盟軍原子彈研究團隊。

          1940年4月,德國入侵丹麥。丹麥的反抗組織在積極活動,大部分丹麥民眾也隨即對德國人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抵抗方式,除非被迫,即使德國人在身旁,聊天和問候也只在丹麥人之間進行。丹麥官方不再指望短期內驅逐德國人,他們編了一套八卷本的《1940年前后的丹麥文化》,請玻爾撰寫前言。悲觀的丹麥人樂觀地希望,即使多年內處于納粹的統治下,他們也可以憑此書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為教育后代做準備。玻爾認真對待了這一任務,并在文章里引用了安徒生:“我出生在丹麥,這里有我的家,我的世界從這里開始。”以此表明對自己國家的忠誠。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1941年深秋,海森伯來到了哥本哈根,玻爾冒著被本國人誤解的風險,邀請海森伯見面一談。

          從流傳的各類掌故來看,玻爾是一個寬厚大度的人,幾乎不愿說任何否定性的話,尤其是在成名之后。“很有趣”幾乎是玻爾的口頭禪,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幾乎是他最嚴厲的批評了。玻爾這樣做,并非因為他是好好先生,而是跟他意識到自己對別人的責任有關,他怕尖銳的批評傷害別人。玻爾七十壽辰時,“尼耳斯的兒子們”合寫的《尼耳斯傳奇》,最能看出他的性情:“爸爸呀,您要到什么時候才學會說‘不’?……尼耳斯答……兒們啊,你們假如/處境如我,/就會體驗到/自由,而且/會感受到向別人/說‘不’時的責任了。”

          就是這樣的玻爾,卻在這次和海森伯的交談中發了火,終致會面不歡而散。因為沒有旁觀者的記錄,當事雙方也說法不一,二人這次究竟談了些什么,一直深陷在歷史的迷霧里。有一點毫無疑問,他們的談話涉及了核物理,甚至涉及了原子武器的問題。正是原子武器這個邪靈,干擾了玻爾和海森伯的會面,讓他們維持了多年的深厚友誼自此冷淡下來。

          1945年,二戰歐洲戰場的戰役即將結束,美國派遣一支代號“阿爾索斯”(Alsos)的部隊收集納粹德國的軍事科學情報,并防止德國與原子能有關的研究人員落入蘇聯手中。這支部隊科學方面的負責人,是海森伯的老友和同事,出生于荷蘭的猶太物理學家薩繆爾•古德斯密。戰爭開始后,有朋友曾致函海森伯,請他設法保護古德斯密的父母,海森伯也給有關當局寫了信。現在,古德斯密收到了父母早已被殺害于奧斯維辛的噩耗。

           阿爾索斯部隊逮捕了許多德國的科技人員,并把其中最重要的十個原子科學家送到英國一個名為“農莊館”(Farm Hall)的地方關押了一年。關押,大概是當時盟軍所能給予海森伯的最好待遇了。戰時,就有人策劃綁架甚至暗殺海森伯,因為他“有可能”正在為希特勒制造原子彈。海森伯等被捕之后,有人甚至主張槍決他們。

           關押期間,盟方原子彈研發成功,并投擲兩枚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的消息傳來,這些被關押的科學家大驚失色。討論時,針對德國為什么沒能造出原子彈,海森伯說:“我們沒有百分之百地要去做(制造原子彈)這件事,且另一方面政府也很不信任我們,就算我們有此意愿,要讓這個計劃通過也不會太容易。”兩天后,他們發表了一份簡短的聲明:

          1941年底,有關核分裂的初期科學研究顯示,可以利用核能產生熱,進而驅動機械。但另一方面,也發現以當時德國的技術水準,并不適合制造原子彈,因此后續的研究工作便專注于發動機的研究……

          聲明的要點是,因為技術條件的限制,德國科學家沒有花全部力氣在原子彈研制上。或許正是以上的說法觸怒了古德斯密,1946年,他撰寫了《德國是如何輸了這場競賽?》一文,駁斥上述的聲明,并于1947年根據他在阿爾索斯的經歷寫成《阿爾索斯》一書。古德斯密指出,上述聲明不過是謊言,德國科學家之所以沒有在戰爭期間造出原子彈,完全是他們在科學上的致命自負和愚蠢錯誤造成的,并非因為他們沒有努力。

          古德斯密的說法既否認了海森伯具備制造出原子彈的科學能力,又暗示了他對納粹的效忠,在道德和科學上雙重否定了海森伯。這兩項指控極大地困擾著海森伯,因此,當1947年有機會見到玻爾時,海森伯立即回到1941年的話題。他大概是想通過交流,確認自己曾對玻爾強調過制造原子彈的技術困難,從而表明他的態度在戰中和戰后是一致的。然而,這次談話雖未不歡而散,卻也一樣話不投機。后來,海森伯沮喪地在自己的回憶錄里寫道:“我們都覺得最好不要再提起過去的事。”

           這次失敗的見面從某種意義上肯定了古德斯密的指控,加之玻爾夫人瑪格麗特戰后一直堅稱“那是一次充滿敵意的來訪”,責難籠罩著海森伯的整個戰后歲月。1949年海森伯到美國時,招待會邀請的參與盟方原子彈制造的物理學家,一半拒絕出席,因為他們不愿跟試圖為希特勒制造原子彈的人握手。1951年的一次國際研討會上,有人偶經一家飯館,發現海森伯在獨自用餐。那個朋友眼中健康、樂觀、心胸開闊的海森伯,終于變成了戰后的頹唐老人。邀請海森伯赴美的維克托•魏斯可夫(Victor Weisskopf),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他完全變了,不再是我過去認識的海森伯……甚至連相貌都變了,這不完全是年紀的關系,看得出他的壓力太大了。”

          不過,海森伯的辯護者還是出現了。1956年,羅伯特• 容克出版了他的《比一千個太陽還亮》。這本書引用了海森伯給容克的一封信,談到了他跟玻爾的談話,稱他曾問玻爾,“戰爭期間,物理學家是否應該從事鈾的研究”,并打算告訴他,“(原子武器的制造)原則上是可能的,但它要求我們在技術方面花費難以想象的力量,而我們認為在目前戰爭進行過程中是辦不到的”。海森伯信中的回憶,跟他一直以來對此事的說法基本一致。海森伯后來還拒絕了容克關于此次會面的采訪要求,因為他覺得沒有人“能夠正確表達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與海森伯的謹慎說明不同,容克在書中高調宣稱,“在德國從事原子研究工作的德國專家們并不希望(原子彈研制)獲得成功”,并自覺地把原子研究工作導向了“無害化”。如此高調不僅未能成功為海森伯辯護,反而成了海森伯狡辯成性的證詞,以致很少有人再愿意區分書中海森伯和容克觀念的不同,并最終引起了玻爾的注意。一向謹慎的玻爾打算給海森伯寫封信,重新探討這段他們都不愿再提的往事。玻爾的這些信,雖然跟他的其他文稿一樣經過了反復修改,最后也沒有寄給海森伯。至此,對1941年的那次會面,玻爾仍然保持著對公眾緘口不言的狀態,直到他1962年逝世。

           1977年,海森伯去世一年之后,其妻伊麗莎白•海森伯因為有感于人們對戰時海森伯的誤解,決定寫一本書,“把海森伯的政治生活,以及他國家的罪惡歷史如何迫使他作出與它爭論的情況,都描述出來”。在這本《一個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回憶維爾納•海森伯》里,關于1941年的見面,伊麗莎白寫道:“海森伯在他面前看到了原子彈這個幽靈,想通知玻爾,德國不會制造原子彈,也沒有能力制造它。這是其心中的主旨。如果玻爾能把它告訴美國人——他希望這樣,那么他們或許會放棄這個非常昂貴和花費浩大的研制工作。”據說,伊麗莎白寫完此書,曾向玻爾夫人瑪格麗特征求意見,瑪格麗特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批評,但書出版的時候,那些意見全部沒有被接受。

          1992年,關于此事的一個核心材料公開。這個核心材料,就是十個德國科學家被關押在農莊館的談話記錄。原來,關押方在農莊館到處安裝了竊聽器,海森伯他們所說的一切都被秘密錄音。1993年,細心閱讀過這批材料的托馬斯•鮑爾斯出版了他的《海森伯的戰爭》。這本厚厚的書,用豐富的史料和雄辯的文筆,意圖證明,以海森伯為首的科學家在原子彈問題上,“非不能也,實不為也”:“如果這些物理學家真的想制造原子彈,他們必須大聲疾呼,而且要持之以恒。熱忱是絕對必要的,缺少熱忱是致命的,恰如一劑不留痕跡的毒藥,任何計劃都不可能成功。”不僅如此,在鮑爾斯眼里,海森伯還通過提供錯誤的核心科學數據,“不只是拒絕這個計劃,站在一旁看著計劃失敗,他根本就扼殺了這個計劃”。

           除此之外,鮑爾斯還在書中提出,海森伯戰后不愿承認是自己的密謀扼殺了德國的原子彈計劃,是因為他擔心他和他的朋友被指認為叛國者,因而,在整個戰時,海森伯在納粹、德國以及德國外的一切之間小心翼翼地維持平衡,始終走在刀鋒上。為海森伯的辯護,鮑爾斯既大膽,又“體貼”,也理所當然地引來了批評,連海森伯“標準傳記”的作者大衛•C.卡西第都撰文稱,“作為歷史,它是不可信的”。

          這樣一座小徑分岔的花園,簡直是懸疑作品里才有的故事,怪不得為農莊館英國記錄文本作序的查爾斯•弗蘭克爵士感嘆,可惜這本書未能及早問世,以供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采用。

          弗蘭克爵士的感嘆其來有自。1962年,有感于世界性核武器競爭的愈演愈烈,迪倫馬特創作了哲理劇《物理學家》。劇作虛構了一個自稱莫比烏斯的物理學家,發現了一種能夠據以發明一切的萬能體系。惟恐這一體系被用于軍事目的,并導致人類的毀滅,他拋妻別子,帶著這個秘密走進了瘋人院。東西方的科學情報機構獲知這一消息,分別委派托名牛頓和愛因斯坦的兩個物理學家潛入瘋人院,意圖獲悉這一體系。后來,莫比烏斯說服了牛頓和愛因斯坦,他們同意一起待在瘋人院里。就在此時,瘋人院女院長突然闖入,宣布他們的對談已經被竊聽,并早已通過偷拍拿到了莫比烏斯體系的所有資料。秘密失守,“世界落入了一個癲狂的精神病女醫生手里”。這個劇本主題明晰,結論斬截,對話中很少有道德的含混之處,展示了迪倫馬特在核武問題上明確的是非觀。

           天才如迪倫馬特,如果能根據農莊館材料構思一部新劇,人物甚至都是現成的,用不著另尋靈感了。然而,早在農莊館記錄公開前的1990年,迪倫馬特就過世了,另一個劇作家敏銳地看到了這個機會。這個劇作家,就是英國人邁克•弗雷恩(Michael Frayn)。他受《海森伯的戰爭》啟發,于1998年創作了話劇《哥本哈根——海森伯與玻爾的一次會面》。劇中共有三個角色,玻爾、玻爾夫人瑪格麗特和海森伯。三人均已過世,對話的是他們的靈魂,以此方式,他們更為自由地探討了1941年的那次會面。

           作者沒有把自由放任到信馬由韁的程度,與天馬行空的《物理學家》相比,《哥本哈根》還顯得相當拘謹。劇中的對話,幾乎“無一字無來歷”,連玻爾的口頭禪、他無限修改文稿的習慣,以及海森伯對音樂的極度喜愛,都一絲不走樣地出現在劇本里。甚至,劇中還出現了量子物理學的諸多典故,包括著名的雙縫實驗、薛定諤的貓,尤其是關于海森伯的測不準原理和玻爾的互補理論。加之劇中人物的對話往往突然從一個時空跳躍到另一個時空,劇本顯得相當晦澀。

          大概正是這些現實因素捆住了作者的手腳,《哥本哈根》主題含混,人物對話格格不吐,充滿歧義。然而,正像玻爾曾經說過的,詩人受到音節和韻腳之類的約束,從而必須比普通人更殫精竭慮地對自己的素材下功夫,故此能夠更好地表現人類社會中那些微妙的關系。與此相似,史料的限制讓《哥本哈根》更好地從歷史中汲取了能量,捆綁作品手腳的歷史繩索,反過來成了走出人性迷宮的阿里阿德涅線團,刺激作者在歧路重重的歷史謎團里找出一條崎嶇的小徑。

           劇中有一個隱藏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推測,即海森伯不愿離開納粹掌權的德國的原因。如果海森伯在1939年決意離開德國,憑他當時在物理界的地位,很容易就能獲得一個人人羨慕的美差。他可以繼續享受在物理學上的至高地位,并保持道德上的白璧無瑕。海森伯主動放棄了這個機會,他大概希望像正直的普朗克曾對他建議的那樣,在納粹的罪惡下,不是出走,而是“堅持下去……建立一些‘生存之島’,用以挽救有價值的東西,使之度過這場災難”。他當時的說法大概是真誠的:“我是德國人,我必須保住那些與我共事的年輕物理學家,并在戰后重建德國物理學。”

           或許是出于謹慎,作者讓劇中的海森伯給出的留在德國的理由更少歧義,當然也更為單一。海森伯對玻爾強調,“人們更容易錯誤地認為剛巧處在非正義一方的國家的百姓們會不那么熱愛他們的國家”。而這種愛,海森伯也說得非常感性:“我出生在德國,德國養育了我。德國是我孩提時代的一張張臉,是我摔倒時扶起我的一雙雙手,是鼓勵我、引我上路的一個個聲音,是緊貼著與我交談的一顆顆心。德國是我寡居的母親和難處的兄弟,德國是我的妻子,德國是我的孩子。我必須知道我該為他們選擇什么!再戰敗一次嗎?再讓伴隨我長大的噩夢重現嗎?”

           即使承認海森伯的理由,他也無法逃避被責問的命運,因為他不是一個納粹治下的普通老百姓,他的愛國向來不是簡單的,他的天才同時對他提出了嚴苛的責任。他戰后面臨的爭議和責難,本質上是因為他的重要性引起的。他的研究領域與原子武器的研制密切相關,而他又是那個必須決定是否全力投入原子彈研制的人。海森伯當時或許相信,只要自己掌控著原子問題的研究計劃,一切就不會失控,“自己在火車上,火車就不會走錯方向”。劇本里,海森伯說,在決定是否制造原子彈的問題上:“我是那個必須做決定的人。”這一點,他自己都覺得荒誕,“在一個存活著二十億人口的世界上,我是要對他們負起那種不可能的責任的人”。劇中,后來加入了盟軍原子彈研制計劃的玻爾稱,他很幸運地“躲過了做決定”。就像魏斯考夫為海森伯夫人的回憶錄作序時說的:“那些從來沒有處于這種境況下的人,應該感謝命運不要他們去作出這樣的一些決定。”不用說海森伯的決定中隱含著細微的正面線索,即使由此得出了人性晦暗的結論,也應該記得海森伯當時的危難處境,“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給出了海森伯不離開德國的理由,作者開始細致地推測海森伯哥本哈根之行的目的。在劇中,結合后世人們的推測,借人物之口,作者給出了很多說法——為了向玻爾炫耀德國的勝利和自己的得意,充當間諜打探盟軍原子彈研制的進展,向玻爾借回旋加速器提煉純鈾,勸玻爾跟德國大使館合作甚至與自己合作(“勸降”),趕來向量子物理學的“教皇”玻爾尋求預先的赦免……作者對以上說法只是點到為止,劇本最為關注的,是一個更為重大的問題。在第一幕中,海森伯把這個問題表述為:“一個有道義良知的物理學家能否從事原子能實際應用的研究?”第二幕,回憶過兩人的深厚友誼,這個問題像一個埋伏巧妙的不和諧音符,又在對話中冒了出來:“作為一個物理學家,他是否有道德權利從事將原子能應用于爆炸的研究?”通過兩次問話,作者強烈暗示了海森伯這次來訪一個可貴的、但并無太大成功希望的可能——他來征詢玻爾的意見,就像他在一份關于1941年會面的備忘中寫的,“如果出于明顯的道德關懷,能否在所有的物理學家之間取得共識,人們不應該試圖研究原子武器”。在二人的對話中,仿佛可以隱隱約約看到裸露在戰爭中的世界的另外一種前景。

           劇本暗示,這個美好的前景有一絲微弱的可能。第一幕臨近結束的時候,海森伯再次來到玻爾的門前,自陳來這里的理由,“我幾乎可以面對面地看到,某種好的東西,某種光明、熱心和有希望的東西”。非常可惜,光明并未顯現,在兩幕中,談話都以玻爾“驚呆了”結束,他確信海森伯“正為希特勒研制原子彈”。出現在劇本結尾的那種情況,只變成了一種空幻的良好愿望,“非常可能,正是由于哥本哈根那短暫的片刻,一切得以幸免”。

           這個終止卻是一個提示,讓人特別注意到玻爾在這出劇中的作用。玻爾從小就被人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受人尊敬的弟弟稱他“好像是純金制成的”。在劇本中,海森伯也反復強調,玻爾“是一個十足的好人”。正是在玻爾渾厚的道德光彩映照之下,一種劇中海森伯代表的、更高的、稍縱即逝的人性可能——不是或不只是海森伯,而是一切人的點滴美好累積出的可能——透出一點點光芒。我有時候會揣想,這點微弱卻不可替代的光芒,才使得人們對道德的談論不全是連篇的廢話。

           當然,這一切猜測,劇作都沒有,也無意坐實。正像作者說的,他在這個作品里,不是要為海森伯開脫,而是強調,“確定海森伯的動機何其之難”。在《后記補遺》里,作者引用了德國劇作家弗里德里希•黑貝爾的話:“在一部好的戲中,每一個人都是對的。”每個人只能在自己有限的視野里做選擇,對他本人來說,這個選擇是正確的,甚至是惟一的。一部好戲應該理解每個人物的出發點,即使這個出發點恰恰是他的局限。出于這個考慮,弗雷恩把玻爾和海森伯的尖銳矛盾鈍化了,從而把諸多銳利的、幾乎不可調和的事實和人性矛盾置于更寬厚的視域之中,進而在含混的語境中探討更好的人性的可能。

          《哥本哈根》在倫敦首演之后,立即引起轟動,這份轟動很快傳遞到歐美各地。然而,“名滿天下,謗亦隨之”,此劇也迅速遭到了來自各方的質疑。有人指出劇中的科學性錯誤,稱其對物理學人物的評價存在問題;有人覺得此劇的核心,即海森伯的動機問題實在不值一提;甚至有人荒唐地指責,作品企圖把制造原子彈的罪過巧妙地推到從德國流亡出去的猶太人身上……關于海森伯哥本哈根之行的羅生門故事,又在話劇問世時重演了一次。

          “在美國,人們對該劇的最常見的批評是我應當更重視納粹體制的罪惡,尤其是對猶太民族的大屠殺。”針對這樣的批評,作者指出,納粹的罪惡“已經是人盡皆知而無需指出的。畢竟,這是本劇已知的事實”。文學作品無需為任何已知的事實添磚加瓦,它要探測的,是幽暗未知的世界。作者的目的在劇中海森伯的話里有所體現,“如果我們判斷人的動機僅憑他們行為的外部效果而不考慮他們的意圖,我們應當需要一種同樣的倫理”,而“意向的認識論正是此劇的關懷所在”。正因為意圖難以斷定,對一件微妙之事的講述能夠到達的高度,最終取決于作者的用意,一個善意的作品,才有利于探索人性深處的光明。

           這出話劇引出的最不可思議的結果,是關于此次會面的玻爾文件的公開。按照協議,這批文件應在2012年公開。但此劇的巨大影響,讓玻爾家族決定提前十年公開這批材料。這批材料里,就有前面提到的,玻爾讀過容克的書后準備寫給海森伯的信。信的第一稿,玻爾的語氣極為尖銳,尤其考慮到玻爾極少輕易說“不”的性格:“我認為我有責任告訴你,我在你致該書作者的信中看到你的記憶這樣誤導了你是何等的吃驚。”“就我個人來說,我記得我們會談的每一個字;那次會談是在我們丹麥這邊的極其悲慘和極其緊張的背景下進行的……你那種含糊其辭的談話方式只能給我一種強烈的印象,那就是在你的領導之下,德國正在為發展原子武器做一切事情。而且你提到,用不著討論細節,因為你對那些問題完全清楚,而且在以往兩年中或多或少是在為此作準備。”

           在后來的五年中,玻爾反復修改著他要寄給海森伯的這封信,最后一稿,玻爾的語氣已經緩和下來:“很久以來我一直打算就一個問題給你寫信,關于這個問題我不斷地接到許多方面的探問……你在一開始就談到,你感到確定的是,如果戰爭持續足夠長久,則其結局將由原子武器來決定……當我〈沒有回答并且〉也許顯得對你的話有些懷疑時,〈你告訴我〉我必須理解,在那幾年中,你幾乎是盡全力研究這個問題并且〈確信〉它一定能成功。”按照弗雷恩《后記補遺》中的說法,玻爾不斷重寫這封信,顯然不只因為遵循著“不斷改寫自己的文稿”的習慣,而是“不但力圖滿足他個性特有的對精確細微的關注,也力圖以同樣富于個性的考慮來照顧海森伯的感情”。

           就在這封口氣最為緩和的信里,卻有一個最為重大的問題,即“〈另一方面,你并沒有暗示過,德國物理學家正在做出努力〉,阻止原子科學的這種應用”。這是戰后流傳很廣的一個說法,即海森伯曾聲稱,由于道德的顧忌,他有意拖延了原子彈的制造。或許被容克那本書誤導了,或許很多傳言影響了玻爾,因為關于那次會面,從現有的材料來看,海森伯從來沒有如此高調的聲明。

          在1969年出版的回憶錄《原子物理學的發展和社會》中,雖然玻爾已經去世,海森伯仍用一種非常審慎的方式描述了那次見面:“我暗示說,現在制造原子彈原則上是可能的,但那需要技術上做出巨大的努力和嘗試,而且物理學家們也許應當問問自己,他們是否應該全然在這個領域工作。”雙方的深厚情誼,刊落了玻爾的憤怒質疑和辯護者加諸海森伯的道德虛飾,《哥本哈根》致力探討的這次會面,終于在當事者的口中不再那么南轅北轍。

           玻爾的文件公開九個月之后,哥廷根海森伯檔案館的主任,無意間把海森伯會面后不久寫給家人的一封信公之于眾。這封信的出現至少解決了一個問題,即海森伯在當年總共跟玻爾會面三次,最后一次,他們是在玻爾的朗讀和海森伯演奏莫扎特奏鳴曲的友好氛圍中分手的。或許是因為爭吵暗示的事情太過重要,或許是因為爭吵的主題逐漸覆蓋了那次友好的分手,此后兩人的記憶中,只留下了不歡而散的印象。

           在這封信里,海森伯還罕見地對玻爾略有微詞:“即便像玻爾,也無法將思想、情感和仇恨完全分開。”而按照戰后與海森伯一起在哥廷根工作多年的漢斯-彼得•迪爾的說法,海森伯在晚年不再對玻爾如此苛求,“海森伯一直愛著玻爾,直到他生命的盡頭……海森伯一遍又一遍地重溫那次宿命的會面,力圖追索當時的情景”。

          俱往矣。戰后的玻爾和海森伯,都為原子能的和平使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玻爾在1950年即有致聯合國的公開信,倡導“開放世界和合理的和平政策”,呼吁終止軍備競爭;而海森伯則在1957年,和包括他在內的十八位科學家發表了反對用核武器武裝西德的聲明,擊敗了政府的提案。不過,大概跟這次會面的爭議一樣,關于核武器的問題,也將始終處于吵鬧之中吧。

          迪倫馬特在《關于〈物理學家〉的二十一點說明》中曾言,“凡涉及一切人的問題,只能由一切人來解決”,“個別人想自己解決的任何嘗試都必然失敗”。這個說法隱含著一個相對平和的內核:如果個別人嘗試解決涉及一切人的問題,就必須學會了解人性的參差不齊,并準備承擔這參差不齊帶來的種種后果。



    (原刊《書城》 2013年第6期)





    作者簡介:黃德海,1977年生。《上海文化》編輯,《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館特聘研究員。曾獲“《南方文壇》2015年度優秀論文獎”,“2015年度青年批評家”獎。著有《個人底本》、《若將飛而未翔》、《書到今生讀已遲》。


    作者自述

    本書共分三輯,第一輯“跳動的火焰”,借唐諾的《眼前》談我認識的《左傳》和《春秋》;第二輯“愛命運”,是我對生命和廣義的文學的一部分想法,涉及中外古今的一些書;第三輯“眼前無異路”,是我從所讀的書中梳理出的成長故事,也涉及不同類型的書。這本書原先準備叫《海中仙果結子遲》,怕顯得驕傲,就改成現在的名字了。其實兩個名字取義都是“遲”,意思是說我沒有宿慧,讀書遲,出書也遲,不好意思。



    作者:黃德海 來源:80后文學研究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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