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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堯:談論閻連科的一種方式

    時間:2017/5/23 17:23:07 點擊:

            編者按:本文根據王堯先生2016年11月在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懇談會上的演講稿整理而成,原題為《閻連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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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要感謝愛知大學的黃英哲教授。幾年前,我曾經很榮幸在名古屋的一次會議上做過演講:《“陪都”與“紅巖”:關于“重慶”的敘事》,與今天在座的很多日本學者有一面之緣。這次黃教授邀請閻連科先生和我訪問日本,在這次會議之后,還要去東京大學、立命館大學、大阪市立大學和神戶大學等學校演講,讓我再次有機會向日本的同行表達敬意,和諸位一起分享閱讀閻連科的心得。

    原來的議程安排是閻連科先演講。學者在小說家演講之后再講,肯定是很吃虧的。我發現閻連科在小說越寫越好的同時,演講也越講越精彩,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演說家。這以他的幾種演講集為證。多年前在江南的一所大學,閻連科說:上帝是公平的,王堯的普通話不是那么標準。他現在不這樣說了,因為他不覺得我和他同場演講會影響到他演講的效果。幸好,黃英哲教授臨時調整,安排我先講。

    我選了一個難以回答清楚的問題:閻連科是誰?或者說我們如何觀察閻連科。閻連科在現場,可能他也無法說清楚自己。諸位可以問問他,閻連科是誰。我覺得“閻連科”是“誰”這個問題很重要。我要談的是閻連科,但涉及到觀察閻連科的背景、視角和方法,需要幾個參照系。因而,肯定要牽涉其他問題,或者說,我們要在一個時代中來描繪閻連科的肖像。我的基本想法是將閻連科置于文化現實之中,這個文化現實當然有“歷史”在當下的延續。沒有這樣的背景,閻連科的意義無法顯示。當我試圖回答閻連科是誰時,也只是表達我的一種觀察、思考和判斷。我對閻連科的基本評價是,他是當代中國最富世界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他以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創造了文學的“當代中國”。

    有一種意見認為,批評家和作家的關系不能太密切。如果是針對批評家和作家的庸俗關系,這種意見是正確的,事實上,這種庸俗關系是存在的。但我和閻連科都可以說,我們不在此列。我們在信仰、文學觀念、為人之道等方面有許多共識,因而相契之處甚多。我們在一起時,也常常討論他創作中的問題。這可能有利于我在討論閻連科時“知人論世”。確實,如有的學者所言,一個批評家所批評的往往是他的同輩作家。

    今天有這么多的日本學者、翻譯家和研究生來聽閻連科演講,既反映了日本朋友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關注,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閻連科在日本的影響力。我注意到,近十年,日本翻譯出版了閻連科的《為人民服務》、《我與父輩》、《年月日》、《炸裂志》、《沉默與喘息》、《受活》和《丁莊夢》等作品。我聽說閻連科其他幾部作品也在翻譯中。我曾經看到一則新聞,說《受活》的日譯本在日本很暢銷,首印8000冊,后來又再版了三次。這個發行量很讓我吃驚。所以,閻連科獲得日本讀者評選的Twitter文學獎是實至名歸。用閻連科自己的話說,《受活》是純文學作品。日本讀者喜歡《受活》,因為它是文學,不是其他。國內一些人以為閻連科作品在海外的影響,主要是“政治”原因,這不僅誤解了閻連科,也誤解了日本的學者和讀者。這也是我在后面要談到的一個問題。我聽說一個年近八旬的日本老人,因為喜歡閻連科的小說,開始學習漢語。當然,閻連科也很喜歡日本文學,現代以來中國很多作家都受到日本文學的影響。閻連科這次在日本有好幾場演講,他會專門談他對一些日本小說家的看法。——因此,我們今天討論閻連科是有共同基礎的。

     2

    我們面對的是閻連科豐富的文學創作。《年月日》、《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受活》、《丁莊夢》、《四書》、《炸裂志》和《日熄》等小說是閻連科創作的主體部分,他首先是一位小說家。我曾經長期研究散文,以為非職業的散文寫作往往能夠出現優秀散文作品。閻連科的《我與父輩》再次證明我的這個判斷有一定道理。僅憑這一本散文,閻連科堪稱當代重要的散文家。在他的《發現小說》出版之后,參照他的一些演講錄、訪談等,我們會發現,閻連科以他命名的“神實主義”為核心,形成了他對小說和相關文學問題的獨特理解,他似乎有一個非常的大的抱負,建立起自己理解和闡釋世界的理論和方法。我比較早地留意閻連科的理論研究,在《發現小說》正式出版之前,已經有一些單篇文章發表。

    如果把閻連科作品在海外的譯介和研究也視閻連科文學世界的一部分,我們討論閻連科的視野會更為開闊。閻連科的作品被海外學者用20多種語言(涉及到日、韓、越、法、英、德、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荷蘭、挪威、瑞典、捷克和塞爾維亞等語言)、翻譯出版了70多部外文版作品。海外學者關于閻連科的研究成果也值得我們參照。閻連科的創作獲得了比較廣泛的認可。這些年來,他獲得的獎項有:馬來西亞第12屆世界華文文學獎;2012年入圍法國費米那文學獎短名單和英國國際布克獎短名單;2014年獲捷克卡夫卡文學獎;015年《受活》獲日本“推特”文學獎;2016年再次入圍英國國際布克獎短名單,這一年新作《日熄》獲香港”紅樓夢文學獎”。海外的研究當然有其局限,但我們不能把海外關于閻連科作品的譯介和研究都視為意識形態偏見。

    另一個似乎也讓人棘手的問題是閻連科和體制的關系問題。其實,在“文革”結束以后,原則上這不是一個問題。閻連科也是在所謂的“體制”內成長起來的,他兩次獲得魯迅文學獎。《夏日落》之后,閻連科和“體制”關系好像變得復雜起來。在完成《日光流年》期間,閻連科用“心靈之死”表述自己的轉型。此后,因為《為人民服務》、《丁莊夢》等,他成為一個被“爭議”的作家。這也是事實。如何看待這樣一個問題,見仁見智。無疑,閻連科的許多看法,和主流論述有不少差異。但閻連科是從文學的角度來闡釋他的思想觀點的,也主要是用文學的方式來反映他對世界、現實、歷史的理解。昨天聊天時,幾個日本朋友關心閻連科在國內的狀況。我想告訴大家的是,閻連科的寫作是自由的,他能夠堅持自由寫作。他在中國人民大學做教授,上課,還帶研究生。一方面,當代中國已經發生巨大變化,有相當的包容性,閻連科在他以往的演講、文章中談到中國的進步;另一方面,閻連科是個有定力的作家。因而,我認為重點不是考察閻連科與“體制”的關系如何,而是討論在這種關系中,閻連科的差異性或獨特性何在,又怎樣影響了他的創作。

    3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我們需要把閻連科置于若干關系中加以討論。

    我曾經說過,閻連科是個大器晚成的作家。他在1979年就發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說,但他的重要作品幾乎都寫于1990年代以后。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1980年代文學受到高度重視,在這個年代的有影響的作家往往也被賦予了比較重要的文學史位置,這個位置當然不會一成不變。1980年代確實是新文學以來一個十分重要的時間段。我們這一代人,很大程度上是1980年代的產物。1980年代有它自身的問題,是一個“未完成”的年代。如果以1980年代為參照,一方面,1980年代的文學和文學家們常常會遮蔽1990年代以后文學和作家,閻連科也是多多少少被“遮蔽”的一位,而批評界也習慣于以1980年代文學為參照系確定此后文本的意義和作家的地位;另一方面,我覺得1980年代哺育了閻連科,這個哺育的效應有些滯后,但閻連科是在思想、藝術創新的精神上延續了1980年代的“文學傳統”。在1980年代產生重要影響的作家,幾乎都是閻連科所說的“寫作的叛徒”,由于各種原因,1990年代以后很多作家失去了這樣的身份。在這個意義上,閻連科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先鋒作家”。記得哪位批評家在很多年前問過一個問題,昔日頑童今何在?閻連科可能就是這樣一個頑童。他的頭發也白了,算是老頑童了。

    我說閻連科和“體制”的關系不是重點問題,但這并不回避閻連科和現實的關系。閻連科的被“爭議”,可能源于他與現實的“緊張”關系。我的理解是,首先,這種緊張不是對抗,是一個作家試圖以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認識現實世界和建構文學世界的一種努力。其次,如果只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上解釋這種“緊張”,不僅局限了閻連科的意義,也局限了這個時代的意義。我們不能把無限的、駁雜的現實簡單歸結到一個方面。再次,在很大程度上,作家和現實總是有沖突的,如果一致,就沒有文學世界。如果說有沖突,我認為是和關于現實的某種觀點、規誡的沖突或差異。在這點上,我認為閻連科繼承了魯迅的傳統,他銜接了魯迅的精神系。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這表達這樣的想法:感時憂國的閻連科并不以這中緊張關系為樂,但當他直面歷史和現實時,他無法緩解和扭曲自己的內心世界。他對歷史的重寫、對現實的批判,始終葆有理想主義者的底色,如魯迅那樣在反抗絕望。在與現實的緊張之中,他始終透露出人性的溫暖,顯露出一種大愛,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從來就是一個具有悲憫情懷的人。

    閻連科對小說、對小說方法論的理解和他對現實、歷史、人性的理解一樣,具有獨特性,他試圖在這兩個方面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以建立自己的文學世界,而不只是用“他者”來解釋自己。憑這些理論研究,閻連科足以稱為教授。我想,他在香港科技大學的講座一定深受學生的歡迎。我最近又讀了他的一本學術隨筆文稿,是南京大學丁帆教授和我主編的“大家讀大家”叢書之一種,感覺閻連科對外國文學、外國作家有自己獨特的看法。因此,我說,我們面對的是兩個閻連科,作為作家的閻連科,和作為教授的閻連科。其實,這種現象在現代中國是常見的,當代也有作家是學者型的,像格非、葉兆言等,都有自己的研究領域。閻連科的不同在于,他對文學、小說的理解不是單一的文學史、作家作品研究,而是與自己的創作實踐相關。幾年前,我曾經寫個一篇文章,《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神實主義”》,討論閻連科自己命名和闡釋的“神實主義”與他創作的關系。我當時的結論是,閻連科是位有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作家。因此,閻連科的理論研究成果,也是我們觀察閻連科的參照系。

    4

    現在我想用幾個關鍵詞來解讀閻連科。

    “故鄉”因此成為閻連科詞典中的第一個關鍵詞。閻連科1958年8月出生于中國河南省嵩縣,這個縣在洛陽的西南邊,因嵩山而得名。大家未必知道嵩縣,但知道嵩山,嵩山有少林寺。閻連科在很多文章,包括他的長篇散文《我與父輩》中對他的出生地、對故鄉有相當細致的敘述。閻連科早期的一些小說,“瑤溝”、“耙耬”等實際上也是對故鄉的另一種敘述。有作家朋友說,一個人的童年記憶決定了他的寫作方向。對閻連科而言,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記憶,都與他在故鄉的年月日有關。如何認識閻連科與故鄉的關系是研究閻連科的一個重要方面。我曾經想用一個具體的地名代替“故鄉”,比如他的出生地“嵩縣”,比如他作品中的“瑤溝”、“耙耬”、“黃河”,這些“地名”也可籠統地稱為“中原”。

    中原文明衰落后的歷史滄桑和現實困境,中原大地的厚重、悲涼一直與閻連科血脈相連,使他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地之子。好多人在成名之后喜歡說自己是農民的兒子,現在也有很多人喜歡以文學的方式重返作為故鄉的鄉村。我覺得故鄉一直在閻連科的內心之中。即便是寫知識分子的《風雅頌》和《四書》,場景仍然離不開故鄉。閻連科的小說呈現的不是文明與愚昧的沖突,是文明衰落后的困境,是炸裂式發展中的困境。這樣一個大的落差或錯位,成為閻連科內心沖突的來源,也影響了他想象的方式、路徑和小說的結構模式與人物塑造。他的小說的底色與人物的命運始終與故鄉這一背景有關:蒼涼、死寂、殘缺、疾病、卑微和掙扎。也許我們會在意其中的貧困和饑餓,但比貧困和饑餓更刻骨銘心的是人性和人的命運。故鄉當然是變化的,在消除貧困和饑餓過程中,刻骨銘心的仍然是人性和人的命運以及超越故鄉的國運。《受活》和《炸裂志》能夠說明這一點。

    “死亡”是另一個關鍵詞。閻連科在演講、創作談中多次提到他對死亡的恐懼,在小說中會寫到與死亡相關的疾病包括殘疾。這是我們大家都熟悉的。他在《閻連科文集》的總序中說:“從懵懂記事伊始,直到40歲左右,每每想到死亡,內心都有著顫栗的恐懼。可是這幾年,漸漸地覺得面向死亡,竟然可以坦然面對。”我們要關注的是:一、這種對于生命死亡的恐懼,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閻連科的寫作。研究死亡、疾病與寫作的關系,有很多經典論述。閻連科對死亡的恐懼,在他回憶軍旅生活的文章也多次提到。無疑死亡的恐懼也與疾病有關,但又不完全是疾病的刺激。他對弱小生命的悲憫,對對命運無常的掙扎,都折射出他的生死觀。二、他對死亡恐懼的消失,也是我們可以關注的一個點。在“心靈之死”中獲得新生,是由生命(肉體)轉向心靈(精神)的一次升華,因而,這里有一個轉換,曾經恐懼萬分的死亡,成了“心靈之死”。這一表述是2007年1月閻連科回憶《日光流年》的寫作時使用的。閻連科說:“回憶《日光流年》的寫作過程,至今仍使我有著后脊發冷的感覺,那不光是自己的軀體備受煎熬,更是心靈的一次死亡過程。或者說,那是一次走向心靈之死的漫長寫作。”這段文字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他是在當時強大的精神壓力下,完成了自己思想歷程的蛻變,心靈之死是對一種思想、寫作方式的告別,因而也是心靈之再生。

    這種恐懼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閻連科的寫作。我這里讀一段閻連科的話:“我是因為害怕死亡才寫了那部長篇小說《日光流年》,講了一個人與死亡抗爭而無奈的故事。我希望通過寫作,在我的后半生中,對無處不在的恐懼形成一種抵抗。我已經四十多歲,有過許多經歷,目睹了太多的愛情的虛假,對虛假的、逢場作戲的愛情感到一種真誠,對所謂崇高的愛情感到一種敬畏和害怕。因為有一種對崇高的恐懼,就寫了《堅硬如水》,講了一個嚴肅的、革命的‘愛情故事’,借以排遣自己對愛情與革命的敬畏和害怕。我因為腰椎、頸椎長年有病,東跑西顛,四處求醫,十幾年不愈,就總害怕自己會有一天癱在床上,成為一個殘疾人,所以今年又寫了一部有關人類殘疾的長篇小說,叫《受活》。還有《年月日》對恐懼寂寞的描寫與抵抗,《耙耬天歌》對疾病的恐懼與抵抗,如此等等。”

    “黑暗”。這個詞很容易引起誤解。其實,是內心光明的人往往容易感受黑暗。我好像是陪閻連科去嵩山論壇演講,在飛機上看到他在修改這篇稿子。在卡夫卡獎頒獎儀式上,閻連科演講辭《上天和生活選定那個感受黑暗的人》對“黑暗”做了精彩的解釋,這是理解閻連科和閻連科創作的關鍵之一,也是理解閻連科與現實沖突的關鍵。我這里引用其中的兩段:“我也過早地懂得了黑暗,不僅是一種顏色,而且就是生活的本身。是中國人無可逃避的命運和承受命運的方法。之后,我當兵走了,離開了那一隅偏窮的村落,離開了生我養我的那塊土地,無論生活中發生怎樣的事情,我的眼前都會有一道黑幕的降臨。而我,就在那一道幕布的后邊,用承受黑暗,來對抗黑暗,如同用承受苦難的力量,來對抗人的苦難。”

    閻連科因此成為“那個命定感受黑暗的人”。于是,她看到了當代的中國,“它蓬勃而又扭曲,發展而又變異,腐敗、荒謬,混亂、無序,每天、每天所發生的事情,都超出人類的常情與常理。人類用數千年建立起來的情感秩序、道德秩序和人的尊嚴的尺度,正在那闊大、古老的土地上,解體、崩潰和消散,一如法律的準繩,正淪為孩童游戲中的跳繩和皮筋。今天,以一個作家的目光,去討論一個國家的現實,都顯得力不從心、捉襟見肘;然對于那個作家言,因為這些本無好轉,卻又不斷惡化、加劇的無數無數——人們最具體的飲、食、住、行和醫、育、生、老的新的生存困境,使得那里蕓蕓眾生者的人心、情感、靈魂,在那個作家眼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焦慮和不安,恐懼而興奮。他們等待著什么,又懼怕著什么,如同一個垂危的病人,對一劑虛幻良藥的期待,既渴望良藥的盡快到來,又擔心在它到來之后,虛幻期待的最后破滅,而隨之是死亡的降臨。這樣期待的不安和恐懼,構成了一個民族前所未有的焦慮心。這顆民族的焦慮心,在那個作家那兒,成了最為光明處的陰影;成了光明之下的一道巨大幕布的另一面。”顯然,閻連科在這里不是作政治上的價值判斷,這是一種憂患和大愛,是想把黑暗轉成光明的一種思考和期待。

    與“黑暗”相關的另一個詞是“焦灼”。《受活》出版后,閻連科自己對這部小說的解釋是:“對我個人來說,一是表達了勞苦人和現實社會之間緊張的關系,二是表達了作家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那種焦灼不安、無所適從的內心。如果說《日光流年》表達了生存的那種焦灼,那么《受活》則表達了歷史和社會中人的焦灼和作者的焦灼。”[3]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這種緊張的關系以及持續不斷、未見緩解的內心沖突,讓閻連科的小說文本充滿了張力,有時也使他的寫作少了從容而多了急迫。在閻連科的作品中,《丁莊夢》無疑是部最直接介入現實的作品。《丁莊夢》重新關注人性、倫理、道德這些日常的問題,一個艾滋病的題材,揭示了人類共有的問題,作者的大愛貫穿始終。賣血的農民固然無知愚昧,而他們生存的環境和命運又為何至于此?“流在地上的血,如開在春天里的花。”丁莊的夢,是惡之花。閻連科說:“希望我的小說充滿一種刺心疼痛的感覺,充滿著對我們這個民族和土地的刺心熱愛和關注。”閻連科在代后記《寫作的崩潰》中如是說。由現代化進程而來的焦灼,則催生了《炸裂志》。

    還有些關鍵詞,比如“荒誕”,評論界談得比較多,這里不再贅述。

    5

    在解釋了這樣幾個關鍵詞以后,我們或許對閻連科和閻連科創作的主要方面有了一定的認識。我在這個演講中,無法對閻連科的創作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但可以向大家推薦幾部閻連科的小說,并簡單說說我的理解。

    閻連科1990年代以前的小說,以《年月日》和《日光流年》為代表,是“鄉土中國”的“寓言”。《年月日》和《日光流年》等關于苦難、命運、生命、死亡、疾病、土地、權力的敘事,呈現了被“現代化”敘事壓抑的鄉村歷史。我認為閻連科關于鄉村的敘事,和他的前輩魯迅、沈從文相區別,也和他的同輩作家莫言、賈平凹等不同。

    2004年問世的《受活》是閻連科小說創作的一次飛躍。有人將這部小說視為中國的《百年孤獨》。我認為,閻連科這部小說重寫了鄉村政治。這種鄉村政治是體制—政治人物和生活世界三位一體的網絡結構。“脫貧致富”是鄉村的政治現實,世俗生活,也是一種價值取向。我們在這部小說中可以看到,生活的目標如何讓人在生活中異化。

    2013年的《炸裂志》可以說《受活》的姐妹篇;《炸裂志》又與《四書》為鄰,從歷史和現實的不同側面進入他理解的“當代中國”。閻連科并不只是關注貧困與革命時代人的命運,同樣深切關注富裕與后革命時代人的命運。“炸裂”的命名,是關于當下的一個隱喻。閻連科用一種方式解構了“炸裂”的“宏大敘事”,由此突出了發展中的問題。

    2011出版的《四書》重現了黃河邊的中國以及知識分子的流放生活和與此相關的蕓蕓眾生的沉浮。閻連科在歷史的大背景中對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無奈、無知與掙扎描寫得淋漓至盡,而他自己的憂憤、悲憫、拷問也貫穿其中。正是由于有了《四書》這部長篇小說,中國當代文學才有了正視歷史的可能。同樣重要的是閻連科在《四書》這部作品中想象和塑造“當代中國”的方式,在小說文體上,《四書》同樣具有非凡的創造性。

    我從幾個方面,試著回答閻連科是誰。這篇演講的題目,或許可以改為:談論閻連科的一種方式。

       

     



    [1]這篇文章系2016年11月我在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懇談會上演講的整理稿,原題為《閻連科是誰》。

    [2]、閻連科:《我為什么寫作》,《我為什么寫作——當代著名作家演講集》,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3]李陀、閻連科:《〈受活〉:超顯示現實寫作的重要嘗試》,《南方文壇》2004年第2期。

    作者: 來源:揚子江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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