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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的中國:一種文化視角的考察

    時間:2016/9/1 11:10:04 點擊:

    “浪漫”作為新詞

     

    現代漢語“浪漫”一詞,大抵與20世紀初中國出現的一些新詞如“共和”、“革命”、“經濟”等相似,原為古漢語中已有之詞,在被日文借用翻譯西文后,成為傳輸西方現代思想與文化觀念的“新詞”返回中國。[1]“浪”與“漫”在古漢語中十分常見,如“放浪形骸”、“漫不經心”等,表放縱不羈、任意而為;“浪漫”二字復合連用(有時也作“漫浪”),在古詩文中亦有所見。[2]其音與義的某種接近,是日文借以翻譯romantic的原由。

    日本對西方浪漫主義的關注,是在19世紀中后期,即其因明治維新而步入“近代”之時。關于“浪漫主義”這一譯名,日文最初只有假名音譯,明治三十九年(1906)夏目漱石首次借用漢字“浪漫”,遂有“浪漫派”、“浪漫主義”的漢字對應語詞產生。《新潮日本文學小辭典》對“浪漫主義”這樣解釋:

     

    浪漫主義文藝思潮,英文作 Romanticism,法文作Romantisme,德文是 Romantik,用漢字‘浪漫’對譯的人是夏目漱石(也有人用‘羅曼’),原本是18世紀末至19世紀后半期席卷整個歐洲的一大精神運動,在文藝方面有著最顯著的表現。[3]

     

    日本學者神林恒道在論述日本的浪漫主義時,也有相應說明:

     

    Romanticism、Romantic、Romantisme的Roman一詞的音譯共有三種。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森鷗外的《審美極致論》中出現了“羅曼”這個詞。但最為人們所知的卻是“浪漫”這個音譯。這個音譯據說是出自夏目漱石的筆下。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出版的夏目漱石的《文學論》中,我們能夠看到“浪漫的”或是“浪漫派”這樣的詞匯。[4]

     

    以上結論,還有一些資料佐證,此不贅。[5] 1912年,廚川白村《近代文學十講》,也使用了漢字“浪漫主義”,爾后,“浪漫主義”“很快地就通過留日學生借入了漢語”。[6]當然,中國留學生通英文或德文者,也可能直接從西方文獻中接受相關知識和影響,因而大致可以說,中國對西方浪漫主義思潮的接受,有日本和西方兩個來源。[7]而譯名,除“浪漫”外,還有“羅曼”,如“羅曼締”、“羅曼蒂(提)克”、“羅曼司(斯)”等。田漢1920介紹西方文學史時,談到這兩個譯名:

     

    Romanticism……關于這個譯名——日譯“浪漫主義”,中國或譯作“傳奇主義”或譯作“荒誕主義”,都不能代表Romanticism的內包,所以日本通用是ロマンチシズム的音譯,我主張“羅曼主義”的音譯。[8]

     

     史有為曾認為“羅曼”是漢語對英文的自行翻譯,然而事實上日文文獻的漢字譯名中,不乏“羅曼”。[9]神林恒道指出森鷗外《審美極致論》用了“羅曼”;史有為《“浪漫”語源小考》中也指出芥川龍之介《侏儒の言》使用了“羅曼主義”;日本辭書松村明編《大辭林》1988年版“羅曼”與“浪漫”并列,1995年版才刪除“羅曼”。中國清末民初的報刊文章,有些譯自日文的,也用“羅曼”。[10]魯迅1908年發表于《河南》的《摩羅詩力說》和《文化偏至論》,出現過幾處“羅曼”、“羅曼派”,北岡正子《<摩羅詩力>說材源考》(何乃英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年)認為魯迅所依據的材料來自英文,但這并不能證明魯迅未受日文翻譯影響。在中國,“羅曼”與“浪漫”并行使用的情況,直至四十年代仍較普遍。不過,“浪漫”除了音近,更兼意譯,因此“羅曼”譯名在四十年代以后除保留在“羅曼司”一用外,逐漸淘汰,而“浪漫”則成為沿用至今的通行譯名。[11]

    發生在歐洲的浪漫主義,并非一個統一的運動,它在德、英、法諸國,有著不同的過程和表現;同一術語下,有時甚至呈完全相反的特征,有人因此認為“浪漫主義不過是被同一個術語命名實則不存在共同本質的概念”。[12]但浪漫主義作為18世紀末至19世紀“發生在西方意識領域里最偉大的一次轉折”,一個“改變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的思想文化運動,[13]它與啟蒙運動相銜接,卻與啟蒙理性和科學主義相對抗,推崇自由意志,崇尚主觀精神,提倡個人自由,改變了西方二千年的理性主義傳統,“宣告了人在自在自為的意義上被認為是絕對的,自由的,無限的”,它因而天然地在歐洲,浪漫主義在文學藝術之外,還推動了政治與社會領域的革命。19世紀中后期,當東亞日本和中國在西方文明沖擊下開啟現代化旅程時,浪漫主義被視為一種現代文化精神受到推崇。

    中國在晚清面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亡國滅種的危機與鳳凰涅槃的機遇并存,浪漫主義的反叛與創造精神,賦予了中國啟蒙知識人巨大的能量。憑借印刷文明,國民、國家、民權、女權、平等、自由、科學、理想等新詞匯、新觀念、新語言,構筑了清末民初中國人的“未來世界”,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激情與夢幻。

     

    浪漫主義:作為一種現代精神

     

    對于十九世紀歐洲來說,浪漫主義不僅是一場對二千年理性主義傳統的反抗運動,引發整個歐洲意識形態和文化藝術領域的一系列革命,[14]它同時也以德、法、英為先導,“是一個民族的重生,一場復興運動”,[15]導致現代民族國家在歐洲紛紛誕生。浪漫主義爭自由、反壓制的精神特質,[16]成為中國啟蒙運動的思想與情感資源。晚清民國中國人,正是以對西方浪漫主義的“發現”,而發起了以“強國保種”和“救亡”為目的的、以建立民族國家為先導的啟蒙運動。

    擁有四千年文明史的中華帝國,在清末先輸于西方列強,再挫于蕞爾東瀛,最終以“野蠻”或“半開化”的屈辱身份,[17]被迫進入以西方文明為范式的全球化,并開始了其在進化論思想方法主導下蛻舊變新的“現代歷史”。[18]在進化論觀念統領下,西方現代各種政治學說與社會理論,在清末以后充斥了中國的思想市場,其中一些以政黨政治付諸實踐,形成被魯迅戲稱為“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社會演進激進形式。[19]整體看,在晚清以降半個世紀“新舊交替”、不斷“進步”的歷史中,何種學說能夠在一個時期內占據主導地位,常常與其所具有的理想主義的完美程度成正比;最激進的,即最進步的,可能因政治正確而左右社會歷史走向,并直接影響人倫日用而形塑中國的現代文化。從共和到共產,凡流行或成為主導思潮的政治理論與社會運動,無論其具體主張有何不同,否定傳統、崇尚進步、理想主義和激情主導的特征,卻是共有的。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出,也決定于其乃當時世界最完美與最先進之社會政治學說。對理想主義的極端推崇,使20世紀中國的文化與政治,大抵呈現一種浪漫主義特征。

    梁啟超因西方浪漫派推崇的“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 ),發現了一種與儒家謙遜內斂、道德完善的“君子”人格不同的、以個人自由為目的的情感本體之“自我”,[20]并以此為建構現代人格即獨立心和公民意識的基礎。[21] 20世紀初,浪漫主義在西方式微,待之而起的,一方面是“唯物”的寫實及自然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對人類理想充滿懷疑的“新浪漫主義”(即各種各樣的現代主義),[22]但中國親近的,卻仍然是被稱為“理想主義”的浪漫主義。[23]

     

    “浪漫主義”,這是西洋文化的精髓,而中國傳統文化所最缺少的部分。

    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態度是過分地現實,平易,而中庸化了的緣故,影響到文化的各方面,包含文學藝術在內,都缺乏一種生動,飛躍,幻想的成分……

    中國要復興,整個的民族生活態度必須要浪漫化,要民族浪漫化,先得從文學藝術上發揚出浪漫的精神。[24]

     

    這段文字盡管出現在1940年代,反映的卻是20世紀上半期中國知識分子對于西方的浪漫觀念,也揭示了浪漫主義作為一種崇尚理想的主觀思潮,在新知識人心目中對于中國社會與文化現代轉型的非凡意義。下面一段五四時期報章文字,將新文化對于浪漫主義的尊崇,表達得淋漓盡致——

     

    在毫沒有感情的民族中間,有浪漫運動提倡的必要吧!

    在從死囚牢里初解放出來的民族中間,有浪漫運動提倡的必要吧!

    在古典文學還沒有十分驅逐完了的時候,有浪漫運動提倡的必要吧!

    在天才久已沒機會發展的退化的民族中間,有浪漫運動提倡的必要吧!

    在本心久已丟掉,純然帶[戴]著一副假面具相待的人類中間,有浪漫運動提倡的必要吧!

    在慣欺壓弱者而且對困苦者毫無同情心的民族中間,有浪漫運動提倡的必要吧!

    因為:

    浪漫運動,就是對于“刻薄寡恩”“冷冰冰的心”痛加詆毀的運動……

    浪漫運動,就是以反對一切舊制度舊禮教底束縛著名的運動……

    浪漫運動,就是以回復天性和妥平的人性為本質的運動……

    ……

    浪漫運動,就是“青年人底理想”和“小孩子底心”當作唯一的永久真理底創造的運動……[25]

     

    在新文化啟蒙者的意識中,浪漫主義提供了改造國民精神、再造中國文化所必需的新鮮血液。用西方文明的進步理想主義,激發并替換老邁衰朽的中國文化,使中國重獲青春而屹立世界民族之林,這樣的觀念與情緒,貫穿了從晚清新小說到魯迅、老舍小說的20世紀上半期的新文學敘事。

    浪漫主義對20世紀中國的影響,遠不止文學,而是遍及思想、政治及倫理生活,正如雨果所言,浪漫主義作為文學上的自由主義,最終喚起的是整個社會文化的自由主義運動。[26] 1895年甲午戰爭后,至1920年代初中國,借用蘇雪林引用過的英國詩人密爾頓描述英國近代史的一段話,正是脫去舊衣,回變青春,走入更偉大的有光榮的真理路上,好像從睡中醒過來的巨人,現在起來的樣子;又像神鷲脫換了舊羽毛,炯炯眼光,照耀萬里無云的青天,正要一試大雄飛的覺醒狀態。[27]新詞匯、新觀念涌現,“醒獅”意象的流行,[28]“覺悟”一詞的走紅,[29]少年中國的理想共識[30]……形成中國啟蒙運動的浪漫基調。浪漫主義終結了中國的古典文學,也開啟了中國人的現代生活。

     

     

    浪漫主義:一種激情表達

     

    從梁啟超的“新文體”,到《新青年》的“隨感錄”,晚清至五四的啟蒙運動,形成了一種富于浪漫主義理想激情、以“喚醒”為宗旨的抒情議論文。

    梁啟超不僅引進了“煙士披里純”這一浪漫主義的新名詞,推崇個性獨立,[31]他更在其主筆的《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報刊,發表大量激情澎湃、充滿思想靈感的政論文,其觀念與文風,影響了整整一代人。[32]梁啟超提出文明有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分,“文明者,有形質焉,有精神焉。求形質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難”;而“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33]開啟了中國的國民性批判。他認為中國積弱的根源之一,是國民的“奴性”,人民“不聞有國家,但聞有朝廷”,“性奴隸之性,行奴隸之行”,所謂“愛國”,則無異于“奴隸干預家事,未有不獲戾者也”。[34]“中國四萬萬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雖四萬萬,實則無一人也”。[35]很明顯,五四新文化人的國民性批判話語及“立人”思想,相當部分受啟發于梁任公;而梁氏文章,無論剖析國情民性,還是提倡新小說,大都體現出“縱心所欲不檢束,筆端常帶感情”的浪漫精神,既具思想震撼力,也呈現出理想主義的某種極端性。他之“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36]乾坤顛倒,驚世駭俗;他樂觀雄健的《少年中國說》,奠定了中國新文化的精神氣質,“少年中國”,也成為晚清至五四時期有關新中國的理想意象。

    五四運動前后,梁啟超游歷歐洲,寫出對西方文明進行反省的長篇文章《歐游心影錄》,理性審視中國傳統并以一種平等心態討論文化主體的建構問題。不過,這篇文章及梁啟超以后的言論,卻影響不再。五四“浪漫的一代”,[37]已成為新時代輿論界的“驕子”,正沿著極端理想主義之路奮勇前行。錢玄同以“玄學妖孽,桐城謬種”將古典文學全盤否定,周作人將中國古典小說大多歸于“非人的文學”,魯迅主張“不讀中國書”,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其狂放不羈的姿態,比梁任公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的浪漫主義,無論思想、還是文學,都有排斥異己、追求唯一正確的極端傾向,舉凡1920年代初創造社對文學研究會的討伐,二十年代末革命文學家對魯迅、郁達夫和茅盾等“封建余孽”與“小資產階級”的批判,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零容忍,以及左翼刊物《幻州》破口大罵的“新流氓主義”,[38]都將浪漫派的極端性推到極限。

    五四時期,激進新文化派與主張中西文化調和的“中道”者,就東西方文化問題發生過激烈論辯,以《新青年》與《東方雜志》的論辯為例,即可感受到浪漫派與調和派兩種迥然不同的風格。杜亞泉(傖父)等《東方雜志》同人,理性平和討論文明的差異,認為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分屬不同體系,并不存在優劣等級。《新青年》同人則以“新舊”二元論及進化論衡量東西方文化,認為傳統中國文化在優勝劣汰中必將走向消亡。浪漫主義作為一種觀照世界的方法,在20世紀中國由激進文化派的實踐而居于主導地位。這個情勢,使簡單的二元論,由文化批判而社會政治實踐,逐漸“內化”為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施米特在《政治的浪漫派》一書中,曾介紹反浪漫主義的革命派對浪漫主義的否定態度:“浪漫派是滋生動亂和專橫的酵母,是想讓世界屈服于自我的過度的個人自由。”[39] 1920年代中期,郭沫若、成仿吾等創造社同人轉向革命時,也是以否定其前期的浪漫主義為出發點的。諷刺的是,否定浪漫主義的革命文化,最終呈現的,卻是比浪漫主義更極端的“浪漫主義”。 

     

    革命:反浪漫的浪漫主義

       

    1920年代中期至1930年代,隨著政治革命的勃興,浪漫主義在中國有了更復雜的面向。左翼革命思潮,追隨俄羅斯無產階級革命,排斥個人自由,也排斥浪漫主義。大革命興起時,中國左翼作家告別了自己曾經的以個性自由和藝術至上自居的浪漫主義,并以“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命題,凸顯革命文學與五四新文學分屬“新”“舊”位置的優勝劣汰關系。[40]然而,左翼作家否定浪漫主義的觀念和行為本身,就是浪漫的。

    20世紀初期反烏托邦小說《美妙的新世界》的作者、英國著名作家赫胥黎(AldousHuxley),曾比較19世紀浪漫主義與20世紀初俄羅斯革命,指出二者盡管在價值觀上絕然對立,分別信仰純粹的個人主義純粹的集團主義,前者主靈、后者唯物,但在理想主義的極端上,這兩種信仰彼此都是一樣過分的浪漫。他指出:雪萊底獨斷的理想主義否定了人類的生物學與經濟的顯明事實。而列寧底獨斷的唯物主義否定了人類底直接的精神經驗底同樣顯明而重要的事實。革命的自由主義者,不承認人除了個人的靈魂之外,同時還是一個社會的動物,所以他們是浪漫的。布爾希維克則不承認人是有甚于一個社會的動物的地方,只想以一定的訓練工夫把他們變成一架完善的機器,這也不免是浪漫的。所以說這兩種思想都是過度和偏執的。[41]由此,赫胥黎將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革命稱為“新的浪漫主義”。不寧唯是,革命文學自身,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國,都在否定“舊的浪漫主義”的同時,最終未能擯棄“浪漫主義”一詞,不過是將自己命名為“革命的浪漫主義”而已。[42] 20世紀中國的革命,唯物論與浪漫主義結合,形成革命主體的無限膨脹,以“人定勝天”的空前姿態,造就了創造與破壞同樣出色的革命浪漫主義。

     不過,當個人自由與革命兩種浪漫主義在政治與文學上“紛爭不斷、彼此沖突時,[43]“浪漫”的意義,也開始變得吊詭起來。沒有哪一個地方或時代,“浪漫”的用法與含義,比二三十年代中國更顯混亂。

         很多時候,革命者在崇尚理想的意義上,將“革命”與“浪漫”劃等號,革命即浪漫,浪漫主義,正是革命所具有的迷人魅力: 

     

        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誰個來革命呢?[44]

     

        在現在的時代,有什么東西能比革命還活潑些,光彩些?有什么東西能比革命還有趣些,還羅曼蒂克些?

        說起來,革命的作家幸福呵!革命給予他們多少材料!革命給予他們多少羅曼蒂克![45]

     

    革命的羅曼蒂克,既是革命本身的特性,也是革命所帶來的感性生命的大解放。洪靈菲在其自傳小說《流亡》中說,“革命和戀愛都是生命之火的燃燒材料,把生命為革命、為戀愛而犧牲,真是多么有意義的啊!”[46]當熱血青年在革命中被宣布為“齒輪”和“螺絲釘”時,被壓抑的“個人”,則通過情欲放恣(戀愛)找回。1920年代,當革命由南向北極速推進,并在國共分裂之后繼續在蘇區星火燎原時,“戀愛”也便成為與革命相依相隨的流行現象,形成“革命加戀愛”的文化奇觀。正如劉劍梅在《革命加戀愛》一書中所說,“革命加戀愛”一直是中國文學現代性追求的一個表征,體現了中國現代作家在個人自由與集體(國家)的崇高使命之間充滿矛盾和痛苦的奮斗與掙扎,因此,“革命加戀愛”不僅僅是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學的公式,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精神追求的烏托邦公式。[47]陳荒煤回憶當初參加革命的動因時說,“這種革命加愛情的作品也就恰好一箭雙雕,正中下懷。它至少啟發了青年,倘使你要求美好的生活和幸福的愛情,你都得革命。”[48]革命文學家確信,“你欲出名,則必須描寫戀愛加革命的線索”。[49]然而,革命的紀律,與情欲的自由,本質上是水火不容的,“戀愛”給革命帶來的困擾,使“浪漫”一詞的含義,在“革命加戀愛”之火燃燒時,便開始發生逆轉。1923年,《新青年》雜志由北京搬回上海并成為中共機關刊物,首期“共產國際號”上,瞿秋白執筆的發刊詞,就明確表示:“‘浪漫’,亦是革命的大障礙。”[50]同年,向警予在分析中國知識婦女現狀時,將其歸納為三派:小家庭派,職業派和浪漫派;三派中,惟“浪漫派”是否定性概念,專指沉溺于“自由戀愛”的“感情狂”。[51]可見,將“浪漫”等同于熱衷戀愛、生活放浪的同義詞使用,首先就在發明了“革命加戀愛”的左翼革命陣營。1925年,俄國東方勞動共產主義大學一男學生因失戀而自殺,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惲代英主編的《中國青年》雜志立即刊文警示革命青年,“對這個似重要而實非重要的問題(指戀愛——引者注),每不免有許多人徘徊歧路;便是革命的同志,因這個問題有時亦會惹起許多糾紛,妨害許多工作,這真是一個大的危險!”文章將自由戀愛這一“自由浪漫的思想”,與“宗法社會的觀念”一起并列為“經濟落后社會里頭”的弊端,從而在理論(即進化論的邏輯)上,對它進行了否定。[52]

        19261927年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際,戀愛隨革命急劇升溫,迫使革命陣營發動青年進行“戀愛與革命”大討論。[53]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向女學生提出“三去”——其中之一便為針對戀愛的“去浪漫化”。[54]久之,在革命陣營中,“浪漫”漸漸變成一個負面的詞,以至性格浪漫的丁玲,在《不算情書》中也向愛人表達了對“浪漫”一詞的排斥——“他們一定總以為丁玲是一個浪漫(這完全是罵人的意思)的人”。[55]這個情形,印證了朱自清1928年一篇文章的說法:“幾年前,‘浪漫’是一個好名字,現在它的意義卻只剩了譏刺與詛咒。”[56]“浪漫”一詞的戲劇性浮沉,從一個側面呈現了激進文化思潮的浪漫性。

    王德威曾經以“抒情”的美學范疇,發掘晚清以來現代文學情感主體的傳統性、多元性及中西對話的潛在結構,由此闡釋中國現代性的復雜面向。他對“抒情”做過這樣的界定:“抒情”并非一定指特定文類的美學實現,它“也可以擴展為敘事以及話語言說模式”,甚至可以“是一種審美的視景或者愿景”,以及“一種生活的模式,一種對實踐日常生活的方法或姿態”。[57]借助這個觀念,在“抒情”的視域中,中國晚清以降的現代歷史,呈現出浪漫主義的特征。在20世紀后半期的歷史中,這樣的場景一再重現:一部西方記者的游記,可使萬千青年放棄接受系統教育,奔赴烏托邦革命;一出為政治服務的歌劇,可以顛覆傳統倫理,成為最有效的政治動員。藉由“抒情”的面向觀照歷史,可以看到,“浪漫主義”既是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一種方式,也是中國政治、倫理與文化現代性的一種表征。它使中國在躁動不安、激情四射、不斷求新的狀態中走向現代,同時也因價值的破碎而逐漸喪失哲學與文化的主體性。



    [1]參見史有為《“浪漫”語源小考》,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詞庫建設通訊》總第11期,13頁,19971月。對“浪漫”一詞的語源研究,成果較少,史有為《“浪漫”語源小考》對其日文源起有較詳細的考論,鄂霞《“浪漫”概念在我國的緣起與使用》(2005年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略有論述。

    [2]這個現象,可通過數據庫檢索看到。例如元結《游潓泉示泉上學者》有“顧吾漫浪久,不欲有所拘”句,此用法有時也作“孟浪”。元結自號漫叟,另有一文《漫論》,表達其放浪縱恣的個性。蘇軾《與孟震同游常州僧舍》一詩,有“年來轉覺此生浮,又作三吳浪漫游”;曾鞏《送鄭秀才》則有“當今文人密如櫛,子勿浪漫西與東”,均表縱情無羈,任意放蕩。張鎡《過湖至郭氏庵》有“山色稜層出,荷花浪漫開”句,此用也作“爛漫”。清人顧嗣立編《元詩選·初集》,有“從班窺遂霸,浪漫笑山嵇”(范經歷《贈別南劍李使君三十韻》)。

    [3]原載伊藤整、川端康成等編《新潮日本文學小辭典》,東京:新潮社,昭和43120日出版,1235頁,鄂霞《“浪漫”概念在我國的緣起與使用》第7頁。該段文字,采用鐘雁根據昭和54310日第8次印刷翻譯。

    [4]神林恒道《“美學”事始——近代日本“美學”的誕生》,楊冰譯,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122頁。日文的對譯漢字,還有“浪曼”。這個材料,來自馬勤勤的幫助,特此致謝。

    [5]“在日本,最先將‘roman’譯成‘浪漫’二字的是作家夏目漱石。他最早在其《文學論》(1907)中有這樣的話:‘文學作品中,有的表現形式是寫實的,取材是浪漫的;有些則取材是寫實的,表現形式卻是浪漫的。’(夏目漱石《文學論》,大倉書店,1907年)”。見http://gogen-allguide.com/ro/roman_romance.html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夏目漱石在長野縣議會議事院做題為《教育與文藝》的演講時,再次用了“浪漫”,他指出:文學大致分為“自然派”和“浪漫派”兩類,因為“浪漫派”在日文中沒有適當的漢字,故他創造了漢字“浪漫主義”的表達方式。見http://www.aozorg.gr.jp/cards/000148/files/778_13563.html。以上日文資料,鐘雁提供并翻譯。

    [6]史有為《“浪漫”語源小考》,《詞庫建設通訊》總第11期,13-14頁。“浪漫主義”在中國的較早使用的時間,早于史有為推測的“20年代初”。1916年《大中華》雜志署名“余寄”的文章《德皇周圍之人物》,就有“……以《沉鐘》為最,富于浪漫主義”之語(第2卷第12期)。1919年至1920年,用“浪漫派”、“浪漫主義”介紹西方哲學和文學的文獻頗多,如張崧年《礫廣掇拾》,俞平伯《社會上對于新詩的各種心理觀》(分別見《新潮》雜志12期和21期);191911月《新青年》第6卷第6號,朱希祖譯廚川白村《文藝的進化》,亦用“浪漫主義”。1920年梁啟超發表的《歐游心影錄》,用的是“浪漫忒派”。

    [7]史有為《“浪漫”語源小考》一文所考察的三部大陸和臺灣的漢語外來語詞典,均持此說。另外參見何乃英譯、北岡正子著《<摩羅詩力>說材源考》,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年。

    [8]田漢《詩人與勞動問題》,《少年中國》第1卷第8期,23頁,19201月。省略號為引者加。

    [9]除了神林恒道指出森鷗外《審美極致論》用了“羅曼”,史有為《“浪漫”語源小考》中也指出,芥川龍之介《侏儒の言》使用了“羅曼主義”,日本辭書、松村明編《大辭林》1988年版“羅曼”與“浪漫”并列,1995年版才刪除“羅曼”。另外,清末民初國內報刊文章,有些譯自日文的,也用“羅曼”,如1905125日《外交報》第132期《論日法有可親之誼——譯日本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太陽報》, 1916年《大中華》雜志第2卷第10號逐微《俄羅斯文學之社會意義——譯新日本雜志日本陸軍教授昇曙夢著》。

    [10]1905125日《外交報》第132期《論日法有可親之誼——譯日本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太陽報》, 1916年《大中華》雜志第2卷第10號逐微《俄羅斯文學之社會意義——譯新日本雜志日本陸軍教授昇曙夢著》等。

    [11]還有個別以“爛漫”譯romanticromanticism,如1930年張競生著《爛漫派概說》,不過此譯名使用極少,未流行。

    [12]以賽亞·伯林著,亨利·哈代編,呂梁等譯《浪漫主義的根源》,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26頁。

    [13]以賽亞·伯林著,亨利·哈代編,呂梁等譯《浪漫主義的根源》, 9-10頁。

    [14] V.F. Carlverton 著,李霽野譯《羅曼主義與革命》,《未名》第2卷第4期,98-112頁。

    [15]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馮克利、劉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頁。

    [16] V.F. Carlverton 著,李霽野譯《羅曼主義與革命》,《未名》第2卷第4期,98-112頁。

    [17] 19世紀中后期,西方主流觀念認為中國屬于半開化(或半野蠻)國家;美國女權主義者更因中國婦女的低下地位而指斥中國“野蠻”。參見費約翰《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第三章,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澤喻吉,在其著作《文明論概略》中,亦將世界文明狀況分為“文明的”、“半開化的”與“野蠻的”三種,認為西方是文明的,中國、日本、土耳其等屬于“半開化的”,非洲、澳洲則是“野蠻的”。見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9頁。

    [18]杜贊奇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一書中指出,在黑格爾主義主宰的進化論歷史哲學中,“民族國家”取代王朝,成為構成歷史的唯一主體。在此觀念下,中國在融入世界文化秩序之前,被認為沒有“歷史”。參見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第一章,王憲明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19]魯迅《小雜感》,《魯迅全集》第3卷,53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20]《飲冰室自由書·煙士披里純》,《清議報》第99期,1-3頁,1901年;另見《清議報全編》卷六,第二集乙,89-90頁。

    [21]參見梁啟超《國民十大元氣論》、《十種德行相反相成》、《新民說》等。

    [22]“新浪漫主義”是五四時期新文學家對西方現代主義的一種稱呼。參見昔塵《現代文學上底新浪漫主義》(《東方雜志》17卷第12號,1920年;謝六逸《西洋小說發達史》,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等等。

    [23]陳獨秀《現代歐洲文藝史譚》中,將浪漫主義譯為“理想主義”,描述了歐洲文藝思想的變遷,是由古典主義到浪漫主義,然后到寫實主義,再變為自然主義的進化過程。見《新青年》(《青年雜志》)第1卷第4號,191511月。

    [24]常燕生《新浪漫主義與中國文學》,《青年生活》1946年創刊號。

    [25]德征《浪漫運動》,《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2年7月25日,第1版。省略號為引者加。

    [26]雨果說,浪漫主義是“文學上的自由主義”,而“文學的自由主義一定和政治的自由主義能夠同樣地普遍伸張。藝術創作上的自由和社會領域里的自由,是所有一切富有理性、合乎邏輯的精神應該亦步亦趨的雙重目的”;“既然我們從古老的社會形式中解放出來了,那么我們為什么不從古老的詩歌形式中解放出來?”雨果《歐那尼·序》,《歐美古典作家論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134-135頁。

    [27]蘇雪林《蠹魚生活》,上海:真美善書店1929年版,120頁。

    [28]《新民叢報》第二年(1903年)的封面設計,就是一頭從地球騰躍而起的獅子。《民報》1905-1906年(第2期至第9期)連載小說《獅子吼》,講述中國五千年由盛而衰的歷史,號召民族覺醒。其他報章也不乏以“獅子吼”為題的,如阿英編入《晚清文學叢鈔·說唱文學卷》的署名覺佛的彈詞《獅子吼》。而以“醒獅”命名的刊物、社團,則一直綿延到三四十年代。

    [29]這除了以“覺悟”命名的社團與期刊,如天津學生社團“覺悟社”,《民國日報》著名副刊《覺悟》外,還有大量文章論述“覺悟”,“覺悟”成為青年自覺追求進步的標志。

    [30]1900年梁啟超發表《少年中國說》并自命為“少年中國之少年”,“少年中國”作為與“老大帝國”相對的概念,成為“新中國”的代稱;“少年”或“青年”,也成為否定傳統的新知識者自我認同的概念。五四時期以“青年”、“少年中國”命名的刊物、社團與知識共同體,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堅。

    [31]梁啟超的“個人”觀,是浪漫主義的“個人”與傳統儒家君子人格的結合,最終從社會與國家“公民”(國民)角度上強調其獨立自主性。個人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結合,也是中國浪漫主義的特點之一。

    [32]梁啟超是清末時期影響魯迅最大的三個人之一(另兩位是嚴復和林紓),1902年魯迅到日本留學以后,還經常將梁啟超任主編的《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寄給正在南京念書的弟弟作人分享。參見周作人《魯迅與清末文壇》、《魯迅的青年時代》等,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3]梁啟超《國民十大元氣論》,引自中華書局《飲冰室合集》第1冊,《飲冰室文集之三》,第61頁。梁啟超這些觀點,可能受到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澤諭吉的影響。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認為,文明有外在(物質形式)和內在(精神)兩方面,“外在的文明易取,內在的文明難求”;他認為僅僅具備了外在的文明,算不得真正文明,批評包括中國洋務運動在內的亞洲現代文明追求中重物質輕精神的局限。參見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12-13頁。

    [34]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引自《飲冰室合集》第1冊,《飲冰室文集之五》,第15-1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據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影印版重印)。

    [35]梁啟超《國民十大元氣論》,引自《飲冰室合集》第1冊,《飲冰室文集之三》,第64-65頁。

    [36]梁啟超(未署名)《新小說第一號》,《新民叢報》第20號,1902年。

    [37]此借用李歐梵《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概念。

    [38] 192610月,一份以“罵”為特征的左派刊物《幻洲》創刊于上海,自稱“新流氓主義”,以“罵人”為反抗社會的方式。其主筆有潘漢年等,至19281月終刊,共發行20期。參見楊聯芬等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期刊與思潮(1897-1949),216-217頁,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39]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馮克利、劉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

    [40]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創造月刊》第1卷第9期。

    [41]赫克思萊著,施蟄存譯《新的浪漫主義》,《現代》第1卷第5期,631頁,19329

    [42]參見周起應《關于“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現代》第4卷第1期,193311月。

    [43]施蟄存《新的浪漫主義•譯者記》,《現代》第1卷第5期,634頁。

    [44]郭沫若《創造十年續編》,《學生時代》第24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45]蔣光慈《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蔣光慈文集》第4卷,6265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

    [46]見《洪靈菲選集》第3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47] Liu Jianmei: Revolution plusLove, conclus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

    [48]陳荒煤: 《偉大的歷程和片斷的回憶——紀念“左聯”成立五十周年》,《荒煤選集》第2卷,401頁,四川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49]蔣光慈《異邦與故國》,《蔣光慈文集》第2卷,456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

    [50](未署名)《新青年之新宣言》,《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6月。

    [51]向警予《中國知識婦女的三派》,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03-105頁。

    [52]熊熊《介紹共產主義者的戀愛觀》,《中國青年》第3卷第66期,244-246頁,19252月。

    [53]19264月至6月,廣州《民國日報》副刊“新時代”,開辟了“戀愛與革命問題專號”,連續刊載長篇文章,為革命陣營的自由戀愛降溫。

    [54]冰瑩《從軍日記》,上海春潮書局19299月版,第135146頁。

    [55]王中忱編《丁玲作品新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264頁。

    [56]自清《那里走》,《一般》第4卷第3號,372頁,19283月。“浪漫”作為貶義詞使用的情況,從1920年代中后期,一直持續到1940年代。如:“一大群一大群的青年都走入消極或浪漫之途去了!”(楊天真《論現代青年的浮惰的一封信》,《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4531日,第6頁)“自五四運動以后,一般智識份子,便大倡其新道德,什么‘戀愛自由’,‘兒童公育’,‘獨身主義’,‘非孝主義’等,占據了大多數人們思想的領域,婦女界也受了它的影響,以致道德觀念,陷于混亂的狀態,更有一般意志薄弱的婦女們,因而墮落,頹廢,浪漫,自殺。”(《新女性討論專輯》,上海民立女子中學學生自治會主辦《新女性》雜志創刊號,第1頁,1935515日)“無論男女,染上了這種‘浪漫’的行為,都是不應該的。”(碧瑤《浪漫女性》,《婦女生活》第2期,第9頁,19481月)

    [57]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71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王德威所關注的“抒情”,雖包括西方浪漫主義視域下的情感本體,但更主要是通過對中國美學抒情傳統的觀照,發掘晚清以來現代文學情感主體的傳統性、多元性及中西對話的潛在結構,由此闡釋中國現代性的復雜面向。

    作者:楊聯芬 來源:文藝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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