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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解|呂約:楊絳的意義

    時間:2016/5/29 15:42:40 點擊:

    編者按:

    5月25日凌晨1時10分,楊絳先生以105歲高齡辭世。對于這位經歷了“臺灣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歷史時期、創作生涯跨越“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邊界的老人,我們寄托哀思,感念先生品格,同時將更多的目光投注到她的文字中,力圖闡發埋藏在“隱身衣”背后極易被遮蔽卻又極為重要的文學力度。《楊絳的意義》一文(節選自目前唯一全面論述楊絳先生一生文學創作的博士論文《楊絳論》,呂約著)將楊絳的創作視為一個“意義有機體”,對其進行總體性研究,清晰地勾勒出楊絳文學創作的歷程和獨特價值。

    讀解|呂約:楊絳的意義

    楊絳(張者供圖)


    楊絳的意義

    文|呂約


    一“對于我來說,研究楊絳這樣一位具有獨特詩意與文心的女性作家,是發乎性情的選擇。楊絳其文其思其人,深厚蘊藉而氣韻生動,是一個我希望潛心探究的語言之謎、精神之謎和文化之謎。解謎的過程,就是從各種可能的角度,與研究對象展開深入持久的對話。言有盡時,詩無達詁,而真正的對話不會終結。”


    對優秀作家的創作和作品進行總體研究,是文學基礎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我的研究對象,是作家楊絳一生的文學創作。

    對于我來說,研究楊絳這樣一位具有獨特詩意與文心的女性作家,是發乎性情的選擇。楊絳其文其思其人,深厚蘊藉而氣韻生動,是一個我希望潛心探究的語言之謎、精神之謎和文化之謎。

    學術研究雖以客觀性和科學性為理想,但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個人性情的驅動與影響,并以最終達致的心靈情感之滿足程度,作為自我檢驗的隱秘標準。清人章學誠的“學術性情”說,道出了學術研究中個人天性與情感的作用。所謂“學有至情”,治學的樂趣,不正是志在問道,而通于性情?

    在喧囂的當代文壇,楊絳披上“隱身衣”,將自己隱藏在語言文字背后。在文學史上,這一類的作家作品,雖可超越時代而流布久遠,卻難以成為一時之熱點,競逐之顯學。在我看來,探究這樣一位作家的畢生創作,讀解其中隱藏的精神信息,就像試圖揭開她所珍視的隱身衣,窺見其真身與靈魂,并探查其精神文化淵源。解謎的過程,就是從各種可能的角度,與研究對象展開深入持久的對話。言有盡時,詩無達詁,而真正的對話不會終結。


    二“作為融貫中西文化的民國一代作家所剩無多的代表之一,楊絳是一位具有二十世紀文學或文化標本意義的作家。楊絳的文學創作,時間跨度長,體裁種類多,審美價值高,是近年來文學研究界關注的熱點之一。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對作家作品的總體研究明顯不足。從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楊絳創作獨特性的研究有待加強。”


    楊絳(1911—2016),原名楊季康,現當代作家,文學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她一生經歷了“臺灣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歷史時期,創作生涯跨越“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邊界。楊絳于20世紀30年代前期開始散文和小說創作;40年代上海“淪陷”時期,以喜劇作家身份登上文壇;50—70年代中斷文學創作,轉向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80年代以來,重新進入創作高峰期,持續至今,影響日增。

    從1933年發表散文《收腳印》開始,到2013年發表散文《憶孩時(五則)》為止,在整整80年的創作歷程中,楊絳創作了戲劇、小說、散文等多種文體的作品,還有翻譯作品和研究論著,其涉及文類之廣,在20世紀中國作家中并不多見。她的主要作品有《喜劇二種》,悲劇《風絮》,長篇小說《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記》、《將飲茶》、《雜憶與雜寫》,長篇記傳散文《我們仨》,長篇思想隨筆《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等等。作為翻譯家,其翻譯的《堂吉訶德》、《小癩子》、《吉爾·布拉斯》、《斐多》等西方經典名著,產生了深遠影響。作為學者,其《菲爾丁關于小說的理論》、《論薩克雷〈名利場〉》、《李漁論戲劇結構》、《藝術與克服困難——讀〈紅樓夢〉偶記》等論文,也是學術精品。這些作品均收入8卷本《楊絳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之中。

    讀解|呂約:楊絳的意義

    楊絳部分作品(呂約供圖)


    按照創作時間和特點來劃分,楊絳的文學創作可分為三個時期。“早期階段”(20世紀40年代)為劇作家時期,主要以喜劇創作產生影響。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末為其文學創作“中斷期”,主要以文學翻譯和研究產生影響。“中期階段”(80年代至90年代)為創作的再生期或者稱“高峰期”,以散文《干校六記》、《將飲茶》,長篇小說《洗澡》等作品為代表,成為80年代的重要創作現象。“晚期階段”(21世紀以來)為“總結期”,以長篇記傳性散文《我們仨》,和長篇思想隨筆《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為代表,進入總結性和終極思考階段。

    作為融貫中西文化的民國一代作家所剩無多的代表之一,楊絳是一位具有二十世紀文學或文化標本意義的作家。楊絳的文學創作,時間跨度長,體裁種類多,審美價值高,是近年來文學研究界關注的熱點之一。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對作家作品的總體研究明顯不足。通過作家的評價史可以發現,在楊絳的創作成就與主流文學史的評價之間,存在一定的錯位,而對這種錯位的原因進行歷史的和美學的辨析,是我所冀望探討的一個方面。面對這樣一位存在“文學史安頓尷尬”(游離于文學史主脈)的作家,將其創作特質與文學史主流話語邏輯進行對照,可以發現二者之間的內在矛盾,并因此引出對現代漢語文學史主流話語傳統的反思。

    讀解|呂約:楊絳的意義

    誠如當代文學史家洪子誠在談到楊絳創作時所說的:“不少人有這樣的看法:無論是翻譯,還是小說、散文創作,楊絳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和貢獻。比起有的多產作家來,可以說是以少許勝多多了。不過楊絳的魅力不是色調斑斕,一眼可以看出的那種。作品透露的人生體驗,看似無意其實用心的謀篇布局、遣詞造句,委實需要用心琢磨才能深味。”楊絳創作的數量并不算多,但其作品及其形式中所濃縮的美學價值卻不可低估,而且的確需要“用心琢磨”,察幾知微,才能體味。在現當代文壇上,由于楊絳及其文學創作呈現為一種 “隱逸”之姿,難以簡單地納入文學史敘述的各種集體潮流和宏大話語之中,這就對研究者的文本細讀與審美感悟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與此同時,面對形象大于觀念的文學作品,通過文本細讀和形式分析,往往能發現豐富多樣的文學性要素,卻難以套用既定成說的文學史概念來闡釋,這也對研究者“由多返一”、“由博返約”的歸納總結能力構成考驗。因此,為了突破楊絳研究現狀的“瓶頸”,首先要將楊絳的整個創作視為一個“意義有機體”,對其進行總體性研究。

    讀解|呂約:楊絳的意義

    從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楊絳創作獨特性的研究有待加強。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的許多著名作家(比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丁玲等),都跨越了“現代文學”(1919—1949)和“當代文學”(1949—)兩個歷史時段,但他們在這兩個歷史時段的創作差異較大,并出現了風格上的斷裂。要保持個人創作風格的連續性,有三種可能,一種是隱身而擱筆(如沈從文等),一種是冒險而消失(如路翎等),還有一種是出走(如張愛玲等)。這三種方式楊絳都沒有選擇,她選擇“半擱筆”或“半隱身”姿態,文學創作中斷了,文學活動沒有中斷,而是轉入文學翻譯和文學研究。其翻譯和研究的選擇標準、審美趣味和潛在觀念,與“五四”文學一脈相承。待到80年代重新開始創作,其語體和文體的總體風格,與四十年代戲劇創作風格之間并無斷裂。這種一以貫之的語體和文體風格背后,究竟是什么在作支撐?僅僅依賴“啟蒙”或“革命”等承載社會歷史主流觀念的宏大詞匯,是難以解釋的,因而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三“楊絳的文學創作打通‘現代生活經驗’與‘中國審美意境’之間的隔閡,實現了現代生活、民間立場與中國語言的有機結合;楊絳立足于對現代中國生活語言的藝術提煉,同時從語言的歷史傳統和民間傳統中汲取養分,鍛造出一種融貫古典與現代、雅言與俗語的新型語體,達到文質和諧、雅俗共賞的審美境界,實現了語言的歷史連續性與創新性的統一;楊絳的文學作品,既接續了中國文學文化的深遠文脈,又創造出具有現代自由精神的新的審美境界,這正是楊絳文學創作的文化意義之所在;楊絳人格精神的特征是,將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與現代知識分子的價值理性和獨立精神相結合,并且通過文學創作,將審美理想與人格理想合一。”


    我對楊絳畢生的創作進行了梳理和解讀,試圖闡明楊絳文學創作的藝術特征、美學風格、文化內涵和精神意蘊。盡管我的觀點已經出現在不同的章節之中,但我還是想利用最后的篇幅,進一步歸納總結楊絳的意義。沿著正文的思路,我希望進一步思考和回答的是:如何理解楊絳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地位與意義?

     

    (一)楊絳的文學史意義


    作為跨越“現代”和“當代”兩個文學時期的作家,楊絳以其形態多樣而又具有精神統一性的創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留下了獨特的印記。在戲劇、小說、散文領域,楊絳都有獨樹一幟的成就和貢獻。

    作為“194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戲劇作家,她以其喜劇創作成就進入現代文學史。她的戲劇作品,已被視為中國現代喜劇的珍品、世態喜劇成熟的標志,尤其是她的戲劇創作中對現代中國經驗的表達,以及對中國民間語言的生動運用,為現代話劇的民族化做出了獨特貢獻。

    楊絳的小說創作,秉承現實主義文學傳統表達“人的真實”的現代文學精神,又接續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優秀傳統。在以簡雋詼諧之筆刻畫世態人心方面,她是中國作家中少有的“簡·奧斯丁型”的寫作者。其為數不多的短篇精品和長篇小說《洗澡》,既是洞察人與現實世界局限性的諷刺作品,又以“莊重之輕”的藝術風格,體現了文學的審美超越精神。

    讀解|呂約:楊絳的意義

    青年時期的錢鍾書、楊絳


    在當代文學中,楊絳尤以散文家身份名世。作為文章家和文體家,她在散文領域的成就和貢獻是多方面的。在“新時期”以來的寫作中,她將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感與作家的藝術思維有機地結合,以獨具一格的文學形式書寫歷史記憶,為歷史提供了“詩的見證”,又為文學注入了歷史情懷。她的散文融個體生命歷程、集體歷史記憶與終極思考于一體,拓展了散文文體的表達范圍,并創造了一種新的散文美學,成為當代散文中藝術性與思想性高度統一的典范。

    楊絳文學創作在現當代文學中的獨特貢獻在于,打通了現代生活和中國意境,將現代生活、民間立場與中國語言熔鑄為一個有機整體,而這正是“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在發展成熟的路途上無法回避的一大難題。楊絳散文的審美價值與歷史意義,決定了她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中的經典作家地位。即便以“中國文章”的長時段眼光來看,她的一些珠玉篇章,也足以藏之名山,傳諸后世。在現當代文學中,楊絳文學創作的獨特價值在于,她打通了“現代生活經驗”與“中國審美意境”之間的隔閡,實現了現代生活、民間立場與中國語言的有機結合。


    (二)楊絳的語言藝術成就


    與那些多產型的作家相比,楊絳是一位惜墨如金的作家,或者說是一位注重“詞語煉金術”的“濃縮型作家”。她的創作數量并不算多,但作品中濃縮的美學價值卻不可低估。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她對語言藝術的精益求精的追求。她的語言藝術成就,在現代白話漢語文學的語言演變史中,構成了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

    作為與古典文言文學傳統“斷裂”的產物,現代白話文語言一直處于發展階段和未成熟狀態,可資佐證的是,關于現代文學作品語言問題的反思,從五四時期一直延續至今。這是語言文字與其自身歷史的“斷裂”所帶來的后果。“斷裂”的文學觀與語言觀,雖然造就了新的文學和新的語言,其代價卻是,使得漢語語言文字喪失了自身的歷史連續性。帶有政治色彩的“一體化文學”時代,其工具論的語言觀和暴力話語模式,又進一步削弱了語言文字的審美屬性。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之中,楊絳的文學語言,以溝通文學語言之“源”(民間生活)與“流”(文學語言自身歷史)的高度自覺的語言意識,以融通古典語言與現代語言的寫作實踐,創造了一種精純而富有表現力的文學語言,從表現力和審美性的角度,體現了現代白話漢語的潛能,從而彌補了現代白話文學語言“斷裂”所帶來的不足。

    讀解|呂約:楊絳的意義

    “我們仨”


    楊絳立足于對現代中國生活語言的藝術提煉,同時從語言的歷史傳統和民間傳統中汲取養分,以其獨特的詞語煉金術,鍛造出一種融貫古典與現代、雅言與俗語的新型語體,達到文質和諧、雅俗共賞的審美境界,實現了語言的歷史連續性與創新性的統一。在此意義上,她的語言藝術成就,及其所體現的高度自覺的語言審美意識,在當代文學的語言實踐中具有啟示意義。


    (三)楊絳文學創作的文化內涵


    楊絳美學風格的獨特性,源于其深湛的人文修養和廣博的文化視野。作為一位具有中西文化素養的作家和知識分子,楊絳將融貫中西、會通傳統與現代的文化意識,熔鑄于其文學實踐之中,在汲取不同文化傳統精華的基礎上,形成其獨特的精神個性與審美思維。一個世紀以來,在傳統和現代、東方和西方沖突交融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選擇,顯得尤為重要。陳寅恪所謂“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錢鍾書所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兩位20世紀中國具有代表性的學者,都主張一種溝通中西古今,進而創辟新境的文化精神。楊絳則將這種現代知識分子的文化理想,作為其文學創作的審美理想,貫穿在其文學實踐之中。因此,她的文學作品,既接續了中國文學文化的深遠文脈,又創造出具有現代自由精神的新的審美境界。這也正是楊絳文學創作的文化意義之所在。


    (四)楊絳創作與知識分子人格精神


    在跨越“現代”與“當代”兩個文學階段的20世紀中國作家中,前后階段的創作出現反差乃至“斷裂”(另一種是選擇就此擱筆),幾乎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在這一作家群體中,楊絳的獨特性在于,她選擇了“半隱身”(轉入文學翻譯和研究)和“再復出”的姿態。其前后期創作沒有出現精神上的“斷裂”,而是保持了審美風格的連續性和統一性。這種一以貫之的風格,是以歷史智慧和獨立人格精神作為支撐的。不為時勢所改變的風格的統一性與獨立性,源于人格的統一性和獨立性。

    讀解|呂約:楊絳的意義

    《干校六記》《洗澡》


    楊絳人格精神的特征是,將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與現代知識分子的價值理性和獨立精神相結合,并且通過文學創作,將審美理想與人格理想合一。其以《干校六記》和《洗澡》為代表的作品,體現了文學捍衛真實的良知與責任。在對待語言表達的態度上,她秉承“修辭立其誠”的中國文字傳統,將“修身”與“修辭”合二為一,并通過她的文學實踐,將作家和知識分子的理想人格與美學風格合而為一。因此,楊絳的人格中所體現的價值選擇,其意義不僅局限于文學創作,還為當代文學提供了一種精神層面的啟示。

    如果說楊絳的文學創作還留下什么遺憾的話,那就是她中途擱筆所導致的無法挽回的損失。她在生命與創作的黃金時期,置身險惡的環境,不得不中斷創作三十年之久,直到古稀之年重新恢復創作。雖然她晚年力作不斷,“暮年詩賦動江關”,創造了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一個獨特的寫作現象,但她已“走到人生邊上”了。她的創作生涯中所留下的最大遺憾,是在她情有獨鐘的小說領域,未能留下更多作品,可謂未盡其志。八十高齡時銷毀長篇小說《軟紅塵里》的前20章手稿,當與“人生邊上”的徹悟有關,但于世而言,終是多了一重遺憾。而在社會歷史所造成的普遍缺憾中,未盡其才的中國作家,豈獨楊絳一人?

     

    本文節選自呂約博士論文《楊絳論》

    經作者授權發布,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Tags:楊絳 意義 
    作者:呂 約 來源:文藝報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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