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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青年論壇(第四期)|李云雷、饒翔:“回饋鄉村,何以可能——文學與鄉村的對話”發言摘編(四)

    時間:2016/5/13 14:06:17 點擊:

    十月青年論壇(第四期)|李云雷、饒翔:“回饋鄉村,何以可能——文學與鄉村的對話”發言摘編(四)

    十月青年論壇(第四期)|李云雷、饒翔:“回饋鄉村,何以可能——文學與鄉村的對話”發言摘編(四)

    (李云雷,文學博士,青年批評家,《文藝報》新聞部主任)


    我首先談一下這兩篇作品,就是黃燈的《回饋鄉村,何以可能》與羅偉章的《聲音史》。先談黃燈的作品,我讀的時候感觸很深,感覺很真實,很真切,也很難受,我覺得它的真實性來自于一種主體的撕裂感,作者沒有回避真實的生活和痛苦的經驗,而是充分打開了自己,調動自己的生活經驗,將這些難以表述的個人經驗表達了出來,讓我們看到了當代中國鄉村真實的一面。這樣的真實性又有“典型性”,也就是說黃燈寫的雖然是個人及其丈夫家族的事情,但也是最為真切的中國經驗與中國故事,現實主義理論講“典型環境中的人物”,我覺得黃燈文章中的故事就是具有典型性的,我覺得這種撕裂感和典型性構成了一種真實性。這篇文章的真實性帶給我們的沖擊,既有文學的方面,也有她面對這個世界真誠的態度,這也與她的知識分子身份以及她寫作的姿態有很大的關系,她對知識分子的身份有充分的自覺,但這種自覺不是凌駕于她所講述的世界之上,而是對自我充滿著反思與反省,力圖從這一身份中解脫,以另外一種視角呈現出世界的真相,我覺得這是黃燈努力的方向,但在這其中也有糾纏,也有隔膜,也有誤解,但我們可以看到作者的態度是真誠的,而這種真誠也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新的視野,以及看待中國鄉村的態度。

    《聲音史》寫的是當代中國鄉村的一曲挽歌,它將社會層面的巨大變化通過主人公對“聲音”的敏感、尋找與再現勾勒了出來,一個村莊消失了,但村莊的“聲音”卻在主人公的召喚中一一回來了,這既是招魂,也是告別,繚繞著揮之不去的鄉愁。我們讀《聲音史》,可以看到,中國鄉村處于一個衰敗的過程,羅偉章的構也比較好,他調動文學的手段也比較巧妙。但我覺得他里面的內容表達的不夠充分與豐富,雖然作為一個中篇已經很長了,有七八萬字,小說后面確實表達出了地老天荒那樣的感覺,或者像《紅樓夢》“一片茫茫大地真干凈”的感覺,但是《紅樓夢》是120回一百萬字來最后寫出了這樣一種感覺,其中不僅有這種感覺,這種感覺是觀察世界的底色,在這種感覺之上,還有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繁華生活,有那么多復雜的人物和復雜的人物關系,有“失樂園”的整個過程。相比之下,羅偉章沒有將歷史的豐富性及其演變過程容納進去,將來寫小說的時候可以考慮。如果我們將黃燈的文章和羅偉章小說比較的話,可以發現他們不一樣的地方,羅偉章的小說中有真實性,也有文學性,我覺得他的文學性比黃燈那篇更好一點,但真實性沒有充分打開,沒有把更復雜的現象和自己復雜的心情納入文本里面,而黃燈文章的真實性如何生成“文學性”,也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當然這也有不同文體的不同特點。

    剛才不少人提到底層寫作的問題,知識分子與作家寫的底層文學,和底層自身所寫的作品有什么區別?或者說哪個更重要?一般來說,我們都會認為底層自身所寫的東西更加重要,更能表達他們的生活與情感,他們的真情實感,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但也并非一概如此,底層作者所寫的作品有很多真切的體驗,這是其長處,但我覺得不足的一點,是他的個人體驗沒有生長成為集體經驗,怎么說呢?或者可以說是缺乏階級意識。比如打工者自己寫的作品,很多人往往關注自己的個人生活與情感、個人的喜怒哀樂,沒有把個人的經驗與其他打工者的經驗聯系在一起,這可以說是一個特點,不是優點或者是缺點,但是另一方面,知識分子或者專業作家描寫底層的時候反而會有整體意識。所以,不能泛泛地說底層寫作者寫的更能代表他們自己,還要看他們有沒有階級意識的自覺。這可能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比較重要的理論問題,從1920年代魯迅等人就開始談大眾化和化大眾的問題,一直延續到當代,有很多歷史的實踐經驗值得我們汲取。

    另外我想談的問題是我們今天的題目,“回饋鄉村,何以可能”的問題。我覺得對于我們今天來說,真正的問題可能在于,回饋鄉村為什么不可能?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在我們想象中有一個可能的時代,應該是在九十年代以前,作為知識分子,或者是作為城市是有可能回饋農村的,比如我們50年代到70年代社會主義規劃里面,有工業反哺農業,也有機械化的構想。另外從個人的角度來說,比如從鄉村里出來在外面工作的人,他們也有個人的能力去反饋。但是最近出現的新現象,就是在鄉村淪陷的同時,知識分子也在淪陷,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他們的生存狀態也處在“底層化”的過程中。這個問題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像黃燈在文章中寫到種種現象的時候,她有一種無力感,前年王磊光的“返鄉筆記”,也有那種無力感。作為知識分子,尤其是我們人文知識分子面對整個社會變動的時候,一方面人文知識的力量在削弱,另一方面知識分子不能進入話語討論的核心,青年知識分子尤其是自顧不暇,在這里各種不同層次的問題錯綜交織在一起,造成了現在反饋鄉村不再可能的現象,面對這樣的情況,確實也需要從不同的角度去討論。但更重要的問題是,面對這一狀況,我們應該怎么辦?我想對于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或許是提出反思這一狀況的新視野與新視角。

    中國鄉村面臨的變化確實是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我們應該有一個歷史化的眼光。我們看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三里灣》、《創業史》、《鄉村巨變》,他們處理的是中國百年鄉村劇變中的某一個變化,我們現在面臨的變化是中國農耕文明本身的變化。其實在那些經典作品中,無論是土地改革還是合作化,最核心的問題還是土地的問題,梁三老漢分到土地,他是那么激動,農民和土地有感情,靠土地生活,這是土改和合作化的前日。但現在的問題是,對于鄉村來說,真正對土地有感情的人是越來越少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包括現在整個鄉村文明,鄉村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衰落,等等。有人說我們的鄉村沒有文明,是愚昧落后保守之地,是文明與愚昧的沖突中“愚昧”的一方,這是一種較為陳舊的看法,如果我們歷史地看,現在的中國鄉村文明,是宋代以來形成的理學秩序,是理學構建的鄉村社會處于崩潰的狀態,當然這一鄉村秩序近百年來一直處于衰落之中,但我們對這個鄉村文明及其衰落應該重新審視。所以這不是文明與愚昧的沖突,而是西方文明與傳統中國文明的沖突,這個沖突對我們構成了一個很大的挑戰。從理論的角度來說,我們中國被納入資本主義體系之后,鄉村在資本化的過程會產生什么樣的變化,這可能是我們需要面對和思考的重要問題。問題的另一面是,這樣的鄉村文明是我們想要的嗎,或者說我們是否能夠重新想象一種新的鄉村文明?我覺得這將決定鄉村乃至中國的未來。


    饒翔:“歷史正義”還是“文學正義”?

    十月青年論壇(第四期)|李云雷、饒翔:“回饋鄉村,何以可能——文學與鄉村的對話”發言摘編(四)

    (饒翔,文學博士,青年批評家,光明日報文化周末副主編)


    近年借由微博微信等平臺每年都會在春節期間火上一陣的“返鄉文”,今年終于發酵成一個大事件。今年春節期間,“上海姑娘逃離江西農村”“霸氣媳婦回農村掀翻桌子”“東北村莊農婦組團‘約炮’”等文章流傳廣泛,媒體和網民熱議,也引起了官方的反應。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官方媒體都出動了記者調查。最后的調查結果,國家網信辦的發言人通過答記者問的方式進行了“結案”,稱“這三篇文章都是虛構之作,屬于虛假信息”,并警告說:“《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都明確規定,利用互聯網造謠、誹謗或者發表、傳播其他有害信息,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責任。”

    有一個別有意味的細節是,該發言人舉某自媒體發布的文章《霸氣媳婦回農村:光干活不讓上桌掀翻了自己做的一桌子菜!》為例,“當網民指出真實性的問題后,該發帖者稱,‘真假其實無關緊要’。”從新聞事件的層面,或者從國家網信辦所要求的網民“不造謠、不傳謠、不信謠”的層面,“真假”當然是緊要的,但是從反映社會情緒的角度,具體事件的“真假”確實又不那么要緊——如果它以“虛構”的方式確實刺中了社會癥結的話。這也便是“新聞真實”與“文學真實”之間的分野。

    從這個角度,我覺得黃燈的“返鄉筆記”是站在新聞和文學的邊緣,使用了一種曖昧的文體。比如發表的刊物是一個《十月》這樣一個文學期刊,作者用了一種非虛構的寫作方式。還很有意思的是,其實在網上傳播時的標題叫《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而不是在《十月》發表時這個很知識分子氣的《回饋鄉村,何以可能》——如果以這樣的標題,我相信沒有那么大的傳播力,它恰恰用這樣一個修辭,把農村的圖景放在一個有特殊身份的個體表述里面,這點非常重要。作者站在一個曖昧的邊緣,我并不能說,她的個體的經驗能代表當前農村廣泛的經驗,我覺得一定要區分所謂的個體的經驗和關注廣泛現實社會的社會學、政治學的范疇。

    剛才李陀老師一開場就提出一個問題,這個作品為什么讓我們如此的感動,讓我們熱淚盈眶——我雖然沒有熱淚盈眶,但我也很感動。我覺得這個令我們“淚流滿面的力量”不僅僅是所謂“真實的力量”,而且也是作者所出色運用的文學修辭的力量。在討論非虛構作品的時候,我們往往強調真實性。從真實性的角度,各種社會學的研究,大量的新聞報道,可能擁有更多的客觀真實性,但是卻往往并沒有那么大的影響。反而恰恰是如黃燈這樣的非虛構作品有這樣大的影響。這可能重新鼓舞了對于“文學性的力量”的信心。這也提醒我們,可能在討論真實性的同時,也要再撿回我們現在不太討論的文學修辭學、敘述學的那一套東西。黃燈正是熟練使用了作家的的文學修辭手法把這個故事講如此感人。我覺得這個一定是要考量的因素。

    第二,我覺得這是一個有“我”的故事,——一個嫁給了“鳳凰男”、不期然的卷入了一個家庭悲慘境遇的這樣一個農村兒媳的個人經驗故事。所以這個文章動人的地方可能不在于他在社會層面的農村的描述,而在于它以一個“我”的故事,感染了讀者,尤其是引發了有類似經歷的讀者的共鳴——在鄉土仍然是中國最廣泛的現實環境的情況下,大多數進了城、留了城的讀書人身后依然千絲萬縷地聯系著“鄉土中國”。這是一處既想擺脫逃離,又被“道義”牽扯的所在;既想“回饋鄉村”,又無力改變現實,是絕大多數此類讀書人的隱秘情結,尤其是作者以誠摯的筆調,坦露了她內心的糾結和痛苦。這種自我的真誠抒發,也構成了作品的文學性品格。

    如果在文學的層面黃燈老師的作品,有兩個地方會讓我很不舒服,在感動的同時又有不舒服的地方,一個是她說到哥哥嫂嫂,認為他們對自身的悲慘境遇完全不自知,一點感覺都沒有,一點意識都沒有,反倒作為敘事的人的“我”感覺很痛苦——“平心而論,盡管進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著灰暗和絕望。但每次回鄉,哥哥、嫂子的精神狀態還是讓人放心、安慰。盡管手頭總是缺錢,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遺傳病,但他們精神比我們要愉快很多,哥哥從不失眠,嫂子也從不唉聲嘆氣。哪怕在婆婆臥床最艱難的階段,嫂子還是毫無慍色的去干該干的一切,家里絲毫沒有危重病人的壓抑、郁悶。他們越是活得坦然而毫無欲望,越是對個人命定的困境毫無感知,越是對生活沒有過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這種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殘酷,感到這個世界為什么總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饋家庭,對跳出龍門的家庭成員而言,幾乎成為一種天然的情感選擇。”這段話有兩點值得討論:其一是作者的“啟蒙者”“代言者”的視角。黃燈反復在文章中征引摩羅的《我是農民的兒子》。摩羅那篇文章也是非常悲情的一種書寫。他說他這么多年也沒有寫一部關于農村的書,他跟錢理群老師交流,北大的那些出生農村的知識分子也沒有寫出一本農村問題的書。摩羅說他覺得這是因為農民缺乏一個代言人,缺乏一個為他們說出痛苦的人。“農民自己沒有話語權利,當他們的兒子進了城做了文化人,也很難為他們說上話。當下不少非農民家庭出身的賢達人士正在為改變農民的境遇而竭力呼吁,我一聽見他們的聲音就恨不得向他們脫帽致敬。可是,真正知痛知癢的話,又哪是局外人所能說得出來的。農民別說改變自己的命運是如何不易,就連傳達出自己的聲音都十分艱難。”為底層代言,是許多知識分子自覺背負的崇高使命,但是如黃燈這樣“替”哥哥嫂嫂感知命運不公(或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啟蒙現代性視角,在今天是不是應該有所反省?

    摩羅還說:“所有的農民都本能地希望通過兒子進城改變家族的命運,可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過是復制電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護’的故事模式,留下來作為后盾的不堪一擊,固然難免一死,逃脫者面對親人的淪陷更加無能無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長嚎。”這樣一種道義感、道德激情固然真摯感人,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名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僅僅停留在個人的道德感是不夠的,而要以個人來改變家族命運的想法,與舊時代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封建價值觀又有多大的距離?說知識分子要關心的是人類的命運,或許是一句太過“高大上”的陳詞濫調,但是現代知識分子克服一己之私(也包括超越自己能力范圍的“回饋”家庭之私),而追求社會與國家的公器與公道,總是該有的格局境界吧?

    另外一處讓我不太舒服的細節是作者以略帶嫌惡的語氣寫到侄女和侄媳婦不會照顧孩子什么的,如果你在社會問題的層面你可以這么寫,你可能是為了說明留守兒童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也不會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但是每一個個體內在生命的那個東西其實是你可能沒有了解的。作為一個外來的兒媳,黃燈還是站在一個“陌生人”的層面去看,去看另外一個家庭,另外一個鄉村現實。這些細節的表露,是她不夠深入的地方。

    站在文學真實的角度,我也不同意剛才云雷說的,黃燈的非虛構作品比羅偉章的虛構作品《聲音史》更真實。我記得去年年底在文學館開《聲音史》的研討會,當時孟繁華老師說了一個觀點,他說他非常肯定羅偉章對于他在對凋敝農村的書寫中,堅持了一種歷史的正義。我想孟老師所謂“歷史的正義”是指,農村終將衰落,農耕文明終將終結的歷史進程。我當時是有不同的看法,我覺得羅偉章他出于一個小說家的本能,他并沒有在所謂歷史正義這樣一個層面去寫他的小說,他恰恰堅持的是一種“文學的正義”。正如巴爾扎克在“歷史正義”與“文學正義”之間的抉擇那樣,他辛辣諷刺那些“不配有好命運”的貴族階級,但他的“偉大的作品是對上流社會必然崩潰的一曲無盡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所在注定要滅亡的那個階級方面”。

    堅持“文學正義”的作家或許如同本雅明的天使一樣,是以背向——而非面向——未來。他們是在是臉朝過去,被名為“進步”的風暴吹得一步一步地“退”向未來。我想羅偉章做的是同樣的事情,盡管他或許已經意識到鄉村的衰亡是一個無可挽回的歷史進程,那他以一種聲音的方式記錄鄉村的歷史,以文學的修辭去保存、去記錄那些終將逝去的鄉土記憶。在我們面臨著一個文明轉型——不管是農村文明轉向城市文明,還是印刷文明轉向網絡文明——的今天,我們的嚴肅文學是否都應該是一部“聲音史”?

    作者:李云雷、饒翔 來源: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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