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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義勤:當代文學評價的危機

    時間:2016/3/25 22:30:27 點擊:

    吳義勤:當代文學評價的危機


    莫言獲獎和當代文學評價的分歧

    其實2012年莫言獲獎之后,當代文學評價的危機就成為一個顯著的話題。我記得在2012年11月那個星期開始,莫言的手機已經關了,找不到他了。為什么?因為他躲在高密的家里。那個時候他的排位是第一位,后來不斷下降,下降到第三位。但是每天有記者給他打電話,問他得不得諾貝爾文學獎,莫言說我怎么回答呢,說不得也不行,說得也不行,總歸是不好回答,因此他就把自己關在家里。

    很有意思的是當天的媒體。很多人覺得其實中國作家水平基本上達到了,但是大概再過10年有希望能得。這里有很復雜的心理因素。莫言得獎之后,《文藝報》12號就有整版的對中國一些著名作家的電話采訪,很多作家除了表示祝賀,也沒有什么其他的話好講。大家會發現,文學界其實對獲獎也準備不足,沒有想到會這樣,幸福來得太突然了。慢慢地沉淀到了現在,種種很復雜的情緒倒表現出來了。

    2000年高行健獲獎,中國作家普遍的情緒是不屑,如果高行健可以得獎的話,大家認為我們中國至少有100位作家可以獲獎。莫言獲獎之后,劉震云說中國至少有10位作家可以獲獎,降了90位,但是還有10位可以得獎。這也說明一個問題,莫言獲獎,在我們整個文學界或者整個社會上,反應并不是統一的,從專業的作家、文學研究者到網絡,分歧很大。這說明即使像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也沒有消除我們對于當代文學評價的分歧。

    這個分歧因為莫言反而越來越嚴重。這標志著什么?過去我們是因為中國作家不能獲諾貝爾文學獎而否定當代文學。大家會說有本領為什么不獲諾貝爾文學獎呢。我們每次評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網絡上都是罵聲一片,都說中國評獎如何的不公平、不透明,然后說人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得多么好,公正、透明,說人家的歷史多么悠久,價值觀多么明確等等。后來,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實行了全透明投票,每一輪的投票,61個評委誰投誰,全部現場直播。這一方面是公開透明了,另一方面也給評委們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但是即使這樣,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評完之后,網絡上還是連篇累牘的攻擊,有的人連寫八篇文章,叫“八評茅八獎”。

    這可以說是拿諾貝爾文學獎來否定當代文學、否定中國文學;莫言獲獎之后情況就反過來了,大家以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來否定諾貝爾文學獎本身了。說諾貝爾文學獎如何腐朽、價值觀如何陳舊等等。反正,諾貝爾文學獎是不給中國作家不行,給中國作家也不行。你看莫言獲了獎之后,整個是非常低調,只是躲在家里吃水餃,出了門都板著個面孔,然后每次在電視上都特別小心,只說獲獎是幸運,甚至說“誰說我是大師,那就是罵我”等等。事實上,我們發現,莫言獲獎之后,關于當代文學評價的分歧不但沒有消除,反而開始形成新的分裂。

    當代文學在今天,幾乎看不到真相,究竟發展到什么樣的狀況,成就有多大。按理,我們會認為莫言獲獎是當代文學成就達到一個被世界認可的高度的標志,但是現在不是。很多人極端肯定。比如王蒙,在法蘭克福書展上回答外國記者的時候,他就判斷當代文學是最繁榮的時期。一些學者像陳曉明也給予很高評價,認為當代文學已經走到一個比較高的、輝煌的時期。當然,他們的判斷跟主流意識形態的判斷比較近似,主流意識形態對這個時期的文學的判斷總體上是很自信的,認為到了文學發展繁榮最好的時候。但是也有極端的否定,認為即使像莫言這樣獲得諾獎的作家,他的文學成就也是很低的、卑微的,語言都不通,語法都有問題等等。

    肯定判斷的依據當然很多。首先是當代文學的生產力和創造力達到了一個空前的地步。文學GDP的產量是世界第一。比如說長篇小說,原創長篇小說年產量是3000部,這里面還不包括網絡長篇小說,網絡長篇小說據說一年就有幾十萬部,一個網站一年可以掛出三萬部。3000不是一個大的數量,但只要進行縱橫的比較和分析,就會發現這個數字非常了不起。建國后到粉碎“四人幫”30年,我們生產多少部長篇小說?427部。過去30年的時間才生產了427部長篇小說,現在我們一年就3000部,這是縱的比較。從橫的方面來說,在世界范圍內,跟那些傳統文學強國相比,我們也會有某種自豪感,比如俄羅斯,他們的年產量現在是1500部長篇小說;現代主義文學的發源地法國,一年長篇小說的產量是700部;而我們的近鄰日本,現在年產量只有400部。通過這樣一個比較,我們會發現說今天中國文學創造力、生產力空前解放是有根據的。不管怎么樣,這是文學生產力解放的標志,是很多人對當代文學充分肯定的依據。

    第二個依據是中國作家隊伍的空前強大。我們現在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有一萬人,過去每年只有100多人申請,今年申請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的是1500多人。除了中國作協會員有一萬人,各省的會員有近四萬人,還不包括那些業余寫作者,還有網絡寫手350萬人。因此中國現在各個層次從事文學創造的人員,數量之多可以說是世界罕見的,我覺得這也是很多人對中國當代文學充分肯定的依據。

    第三個依據是對我們文學制度的自信。很多人會說今天文學已經邊緣化了,或者商業化對文學的沖擊很大,但是我們今天的文學制度仍然保證著文學的光榮和尊嚴。整個社會對文學重視的程度,對作家尊重的程度,在世界范圍內仍是首屈一指。在整個文學系統內部,或者說主流意識形態內部,對于作家的文學創造仍然非常重視。很多作家可以享受跟大學教授一樣的職稱系列,一級作家相當于大學的教授,享受的待遇也是一樣的。政府還會拿出很多的錢來投入文學,比如文學評獎,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兒童文學獎、少數民族駿馬獎,這些獎每一次投入都非常大。另外還有重點作品扶持,作家培訓等。作家培訓制度也是西方很難想象的。

    但是我們講的是肯定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很多人對這些不屑一顧。比如顧彬,對莫言也持否定態度,他認為莫言寫得太長,寫得太快,只會講故事,沒有思想。但是其實顧彬作為一個德國學者,他讀的中國當代作品非常有限。80年代以來,文學界似乎特別重視國外漢學家的觀點,從夏志清的文學史引進開始,認為西方學者的觀點很重要。他們確實有很好的視角,但是他們接觸漢語、中國文學,有的主要是靠他們娶的中國太太。因此很可能他對這個文學作品的認識水平其實是他太太的水平,不是他本人。因為你跟他交流,他漢語都講得結結巴巴,你說他能夠把中國文學研究得多深?張煒的《你在高原》450萬字,你叫他怎么讀。所以,為什么顧彬特別推崇中國的詩歌,因為詩歌字少至少他讀著方便。所以,我覺得漢學家的觀點其實并不那么重要,問題的關鍵是是許多中國的作家和學者想借他們的話表達自己的心聲。

    很多人認為當代文學真的都是垃圾。很多人認為當代文學沒有精神高度,沒有文學高度,沒有對于現實批判的力度,作品數量多但是沒有經典,作家人數多但是沒有大師,不是連莫言都否認自己是大師么。很多人認為中國當代文學不但不能跟西方文學比,不能跟古代文學比,甚至跟現代文學比的資格都沒有。認為跟魯迅等文學大師相比當代文學作家都是侏儒,連給大師們提鞋倒洗腳水的資格都沒有,這個其實是很極端的否定當代文學的一種情況。

    我們會發現這樣的兩種極端根本就無法調和,無法對話、妥協。這種無法對話的極端造成了我們對于中國當代文學認識的誤導,也造成了對中國當代文學真相的遮蔽,導致當代文學陷入了評價的危機。


    全民的閱讀危機是導致當代文學評價危機的社會根源

    從歷史上看,現代文學才30年,當代文學已經60多年了,對二者的認識向來難以統一。造成中國當代文學評價危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們可能會說是不同的文學觀點,不同的文學認識,不同的文學判斷或者是思維造成的。但是文學的問題我們顯然不能僅僅從文學內部來看,我們要看到文學背后很復雜的社會背景,這個社會背景就是全社會彌漫的不信任的情緒,這種情緒蔓延到了文學領域,影響了我們對文學的判斷。

    某種意義上,如果說中國文學存在危機的話,不是創作危機,而是閱讀危機。我們曾經是一個對文學有著異常熱情的國家,文學閱讀曾經是我們主要的精神生活方式,但是隨著商品化和娛樂化時代的到來,我們的文學熱情迅速下降。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反閱讀、輕閱讀、淺閱讀的時代。可以說現在與閱讀相伴的就是一個反文學的時代。北村曾經寫過一個中篇小說《水土不服》,寫的是80年代,一個文學的時代,全民文學化的時代,所有人都有一種文學夢,所有人都有寫作的沖動。但90年代之后,詩人就水土不服了,只能一次次自殺。主人公康生,在80年代寫詩。80年代校園詩人能發表作品,那就是一個文化英雄,一個精神貴族。雖然康生家里很窮,出生在山區,但是他會寫詩,班上的女生們都追求他。女主人公是一個校花,老板家的女兒,很有錢,但是她只看上康生,然后他們兩個人結婚了。結婚之后康生仍然寫詩。但進入90年代之后,房子、生活、工作都來了,靠文學已經不能養活他們一家了,他們的愛情也沒有了,最后康生自殺了,就這樣一個命運。80年代剛剛興征婚的時候,征婚廣告的最后一條一定是“熱愛文學”,因為這是一個人基本品味的保證。但是我們今天會看到,文學和詩歌已經陷入了某種尷尬的境地,《非誠勿擾》一有男嘉賓朗誦詩歌,24盞燈就全滅,這其實是對這個時代文學處境的象征性的表達。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曾經做過一個文學閱讀的調查,結果讓我們大跌眼鏡。這個時代文學閱讀最正常的是什么人呢,是小學生,進入中學文學閱讀狀況嚴重惡化,只有12%的中學生有課外閱讀的習慣,而大學閱讀狀況也不理想,甚至中文系的學生堅持課外文學閱讀的也只有43%,普通民眾更是遠離了文學閱讀,電影、電視、網絡、娛樂已經完全占據了文學閱讀的時間。這個可以說是很可怕的狀況。

    我在大學教當代文學課時,曾經做過一次實驗。當代文學每次到了學期考試的時候,學生都要求劃重點。我說這次也不要劃重點,不要去復印女同學的課堂筆記,不要復習,考最簡單的,大家都很高興,充滿期待地進入考場,然后我就出了一道題目,請你寫出這兩年讀過的中國當代作家創作的作品,寫對一個得一分。這個題目很簡單,我們一年有3000部長篇小說,兩年就有6000部長篇小說,而詩歌、散文、戲劇更是多得無以復加,要寫出100篇按道理是很容易的。但是考試下來,沒有一個人及格,而且更可怕的是連當代文學這個概念都發生了混亂,把《西游記》、《紅樓夢》全寫上了。就這樣一個簡單的題目,大家都已經崩潰了,后來全體補考。

    這確實就是今天全民閱讀危機的現實。一方面國民的文學閱讀量迅速下降,甚至專業讀者、文學工作者的閱讀量也少得可憐,根本不可能跟上當代文學發展的節奏,大量的文學作品無人問津,細讀作品、分析作品的能力更是在下降。閱讀方式發生了改變,造成的是文學感覺的消退和文學性的流失。讀書或者讀文學書應該是有某種儀式感的。應該是拿著一本書去讀,慢慢地、細細地品味,對細微的、深層的東西有體會和思考.電子刷屏追求一目十行,必然會忽略文學許多本質的東西和深層的東西,文學性的東西其實都流失了。

    因此,閱讀危機必然會帶來一個結果,就是文學審美能力和判斷能力下降。文學審美和判斷能力并不是一個知識體系,不是一種知識,而是一種綜合的感覺,是一種感覺的積累,是在潛移默化的文學閱讀中逐漸形成的,沒有中外古今大量的文學閱讀,你的文學感覺不會形成,你的文學審美能力和判斷能力也不會形成。

    閱讀危機是當代文學面臨的最大敵人。極端肯定和極端否定的無法對話,也在于雙方都沒有閱讀作為支撐,失去了文學判斷的自信,只剩下自己的姿態和理念。因此雙方爭執的時候只有一種方式,要維護自己觀點的正確性,只有放大自己的音量,放大自己的極端,通過提高聲音來證明自己,通過極端來證明自己。從這個角度來說,全民性的閱讀危機是導致當代文學評價危機的社會根源。


    文學批評的話語危機是當代文學評價危機的表現形態

    當代文學評價危機是通過文學批評體現出來的,文學批評的話語危機,今天表現得非常充分。在一個好的文學時代,文學創造和文學批評常常是互相促進的,但是我們今天的文學批評卻陷入了嚴重的話語危機或者說是倫理危機,文學批評日益失去了公信力和權威性,很少有人相信評論家的話。這是我們批評家的悲哀。文學批評的話語危機表現在幾個方面:

    一、文學批評的代言人意識取代了個體意識,文學批評家掩蓋了自己的真實感覺,作為代言人為時代與公眾進行文學判斷。這樣的判斷因為缺少個體的審美觀照,因而就缺乏感召力,缺乏說服力,也缺乏真實性。批評家本人帶著面具,站在時代、公眾的道德立場上來進行一個抽象的文學判斷,這種沒有自我出場的文學評價話語是不真實的話語,也是難以令人信服的話語。我想這是文學評價話語危機的一種表現方式。

    二、畸形的社會文化心理導致了文學批評話語的扭曲、變形。文人相輕,同行相輕,這樣一種畸形社會心理進入了文學批評領域,造成了對文學批評說真話能力的扭曲。現在,否定當代作家、否定當代文學的話語行為被視為“講真話”的標志,被視為文學批評正義化、崇高化的標志,被視為批評家勇敢、有擔當的標志,我們的社會輿論正在形成這樣一種氛圍。相反,肯定當代作家就成了講假話的標志,就會變得很自卑,小心翼翼,缺乏自信。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我們為什么對同代人如此苛刻》,講今天我們對同代作家的苛刻程度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這個是我們在今天文學批評話語危機的第二個方面。

    三、批評話語的倫理化和道德化成了某些評論家否定當代文學的借口。我們很多的批評家,其批評話語往往倫理化、道德化,不是閱讀之后進行分析,而是從一開始就站在一個道德的制高點,以巨大的優越感來否定當代文學。以道德判斷取代審美分析成為趨勢,這在今天已經構成了對當代文學的某種壓抑和壓制。長期以來我們總是以崇敬的眼光面對現代文學,而拿著顯微鏡去找當代文學的局限。1998年的時候,南京新生代作家就有一個關于文學“斷裂”的問卷,要對我們的整個文學評價體系發動革命。青年作家要在這個評價體系里面取得成功,他們設想只有兩個方式:一個是“早死”,非典型性死亡。像王小波死了,現在對王小波的評價很高了;第二個是長壽,活到100歲以上。因此南京、上海的年輕作家就發起了一個所謂的新生活運動,健身,跑馬拉松。現在年輕作家都是馬拉松運動員,每天跑。這個確實可以看出,文學批評的話語危機在今天對作家本身、對文學創作確實構成了很多負面的影響,對作家的心理、認識都造成了很多干擾。

    當代文學經典化的滯后以及對經典理解的誤區是當代文學評價危機的理論根源

    當代文學其實有很多理論誤區,比如說當代文學不宜寫史;當代文學沒有經過時間的沉淀,時間的檢驗,不能經典化,沒有經典;當代人與當代文學之間沒有必要的距離等等。這些觀念和認識都是阻礙當代文學經典化的理由。

    關于當代文學經典化的理論誤區主要有三個:

    一、對于經典的神圣化和神秘化的誤區。我們把經典文學這個詞神圣化了和神秘化了,其實我們講經典這個概念,就人類文學史而言,只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概念。沒有辦法證明什么是經典,什么不是經典。不能說字數長,張煒的450萬字就是經典。文學經典是無法測量的,只是一個修辭。不同的人因為各自的角度、背景、趣味、修養不同,完全可以有自己對于杰出、偉大、震撼人心的理解。經典有它客觀性、絕對性的一面,也有主觀性和相對性的一面。經典的標準也不是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歷史、藝術、美學等很多因素,都會影響經典的標準。因此在經典這個概念的認識上,我們應該明確,經典一定不是十全十美的代名詞,也不是無可挑剔、所有人喜歡的代名詞。說經典十全十美,說經典所有人喜歡,只不過是把經典烏托邦化的一種表現。把經典烏托邦化,把經典神圣化的結果,就是遮蔽和否定了當代文學。他們假定了一種遙遠、神秘、完美的經典的形象,并且對這種神秘、完美的形象進行無限的崇拜和拔高,從而構成對當代文學經典化的一個否定。

    二、所謂經典會自動呈現的誤區。很多人說當代文學有經典,但是有經典也不需要你來說,不需要你來說它是不是經典,如果說它是經典,它就會自動呈現,呈現其價值,所謂金子總是會發光的。這個觀點表面上是正確的。自身有價值它才會有價值。但是他們恰恰忽略了文學經典有它的特殊性,文學經典一定是在閱讀的意義上才體現其價值,沒有被閱讀的文學經典沒有任何價值。一個沒有被發現的經典,一個沒有被閱讀的經典,一個沒有對人類的精神生活產生影響力的經典,其實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人類文學史上有很多經典,還有一大批被埋沒的同樣優秀的經典。過去文學有一個出版的體制、發表的體制,很多經典都有九死一生的經歷。比如說卡夫卡,如果他的朋友按卡夫卡的意見把他手稿全燒了,我們今天就沒有卡夫卡了,沒有一個現代文學的大師了;比如說《洛麗塔》,我們現在把它視為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經典杰作,但是《洛麗塔》在美國6家出版社拒絕出版。作品能出版,可能成為經典,但是寫得再好不能出版,就不可能成為經典。人類歷史上能正式出版發表流傳的作品,只是極少數,那些無法面世的作品中可能隱藏了無數的經典杰作。

    因此經典無論多么偉大,其前提就是現實化,能夠出版發表,能夠供人閱讀。沒有現實化就沒有經典。另一個方面,即使已經被認可為經典的文學作品,它的價值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在不同的時代面對不同的閱讀者,經典完全可能呈現不同的價值。閱讀是創造作品價值和意義的一種方式。文學作品的意義不是先天賦予的,而是通過閱讀去創造和賦予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經典的價值不僅不能自動呈現,而且需要不斷被發現,被賦予、創造、命名。

    三、經典命名權的誤區。在經典命名權的問題上我們其實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同代人和后代人誰更有命名權,一是普通人和權威誰更有命名權,包括像我們的評價家、文學史家、普通的讀者誰更有命名權。一般來說我們會認為文學經典是一個過去時代的東西,好像與當代沒有什么關系,好像當代人不能命名經典,好像當代人與經典發生關系的方式就是回憶和緬懷,甚至有人認為當代人連寫當代史的權力都沒有。但是我們會發現,如果我們把對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和經典化的責任推給后人,那么我們會發現這里存在兩個疑問:第一是后人的命名是不是比同代人更可信,對同時代人的理解是我們更準確,還是后代人更準確;第二是,我們是不是那么相信時間,因為時間也不可能是公正的,時間會被意識形態污染,而且還會把文學的現場感和鮮活性磨損掉。因此我們相信同代人對本時代文學經典的理解,作為親歷者一定比后代更準確,不能夠相信后代人以考古的方式來挖掘我們這個時代的經典。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同代人、當代人的命名更可靠,更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文學權威對經典化的意義當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們不能迷信權威。如果把一個時代對于文學經典的命名篩選僅僅交給幾個人是很危險的,少數人的偏見會放大為整個時代的偏見,少數人的失誤會放大為整個時代的失誤。大家太相信評論家也不行,因為評論家一方面他不是那么敬業,另一方面他確實也沒有那么多時間。

    如果我是一個敬業的批評家,一年3000篇長篇小說,我如果把它都讀完, 365天,我一天要讀10部長篇小說,怎么讀?因此我想這個是不可能做到的。我覺得對于經典,強調文學評價的民主化,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要求每一個作家都有追求經典、成為經典的勇氣,每一個作家都不要太低調,我就是要成為經典,我就是要寫出偉大的作品,這是好的,這是中國夢,我覺得是好事。而每一個讀者也應該是經典的確立者和命名者。實際上文學經典化的過程,既是歷史化也是當代化的。我們講文學經典應該是由一個時代的所有的閱讀者共同命名的,這個閱讀者當然包括權威,也包括普通的讀者,每一個閱讀者都有一個命名的權力,這是每個研究者、讀者更應該參與的過程。其實在今天,網絡、微博,包括我們大家宿舍聊天,其實都是文學發聲的方式。今天的發聲方式是非常多元的,這種多元化的發聲方式會影響我們對整個時代文學的判斷,是文學評價民主化的基礎.每年3000部作品,就需要大家互補性的閱讀。不是一個人讀了所有作品,而且所有人讀了所有作品。這是我們文學民主化的前提與基礎,也有助于確立我們的科學的文學評價體系。


    作者:吳義勤 來源:水木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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